劳动法律实务系列之三 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到底有多长/黄若辉
时间:2024-07-09 09:50:50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454
劳动法律实务系列之三
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到底有多长
建中美律师事务所 黄若辉
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施行的我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这是目前为止我国最为权威的劳动争议仲裁时效规定。创设时效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稳定民事关系，保护民事流转;还可以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进而也有利于纠纷审理机构正确及时审理案件。
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期间法律已明确规定了六十日，这本无可争议。但原劳动部（现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下同）在第85条中规定“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国家最高劳动行政部门所作的行政解释，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该解释“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于上述关于“劳动争议发生日”解释，不具备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权威与效力，基于此，在实务在就有人对上述劳动部的解释提出了质疑，不认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指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而认为“劳动争议发生日”应当作为确定劳动仲裁时效的始期。实务中劳动争议六十日的申请期间的始期是从何日开始起算或者说是从“争议发生之日”，抑或是从“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这成了争议的焦点，致使相同的案件却因理解的不同，却有两种的截然不同的仲裁裁决或法院判决的结果。
笔者认为《劳动法》将“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作为界定劳动仲裁时效的始期在实务中容易被滥用且亦难认定。特别是在有些争议案件中表现得犹为突出，《劳动法》的这一规定不但不符合及时劳动争议处理原则，而且反而引发出许多不该发生诉讼与纷争，给企业的安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企（也包括非国企）在我国很长一段时期内经营萎靡不振，企业劳动人事管理水平不高，许多员工因企业效益不好等原因，没有办理任何手续情况下离开了企业。经过很长一段时期后，企业就根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或本企业的规章制度，以员工长期连续旷工为由将员工除名。此后，劳动关系当事人事实上脱离了劳动关系，时间久了，企业内被除名人员多则上百，少则几十人。近年，由于国企改制、破产、关闭解散、搬迁等原因，员工身份身置换或解除劳动关系可领取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金，这一经济利益刺醒了“沉睡中的权利”，这些早已被企业除名的员工认为企业是在搞“秘密处决”，纷纷以企业当初除名决定未送达且不知情为由，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并要求撤销企业的除名决定。在这些众多的不服除名的仲裁案件中有的员工被企业除名已达五、六年之久，甚至有的达十几年之久。这些“沉睡的权利”成了冲击企业经济利益的“永远的心痛”。因各仲裁机构及法院对如何理解“劳动争议发生日”存在明显的不同，对此类案件也常常做出结果迥然不同的判决或裁定。
几年前，笔者曾受一企业委托代理一起群体除名争议案件。几十名申诉人称因获知企业搬迁，到厂查询始知企业早于四、五年前将本人除名但没有送达除名决定书。故劳动者诉请判令撤销企业除名决定。仲裁委以超过时效不予受理（仲裁委若认为超过时效，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做出实体裁决驳回诉请）。一审法院以劳动者是在四、五年后到厂才始知权益被侵害，认为“劳动争议此时才发生”，遂认定本案未超过时效，并认定企业除名不符法定程序撤销了企业除名决定。但二审法院却采纳了笔者的观点以劳动者在“应当知道权益受侵害期间未申请仲裁”即现已超过时效为由，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并判决驳回劳动者的诉讼请求。此案法院终审后劳动者不服从而引起当地检察机关的关注，拟启动抗诉程序，后检察机关经过慎重审查，最终主动做出了终止审查决定书。
笔者认为，确定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应当以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益被侵害之日为依据，这符合劳动法律关系的特殊属性与处理劳动争议基本原则的。
我们知道劳动法律关系并不完全等同平等的民事法律关系，在劳动法律关系中存在着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从属关系，这种从属关系表现为劳动者要接受用人单位的日常劳动生产管理并遵守用人单位的劳动规则，从而获得劳动报酬权与待其他劳动保障权，这种具有身份隶属的密切性，需要该关系主体双方以主动的积极行为加以维系或创设的。劳动者长时间不与企业发生工作关系、工资关系、保险福利关系以及所有与劳动关系有关的其他关系，这证明劳动者一方其客观上存在知道其权益被侵害的事实与条件（如用人单位长期拒发工资、不办理社会保险等），但劳动者主观上放弃了与企业保持劳动关系的愿望，放弃了采取有效手段保护自己权益不被持续地受到侵害。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这一规则中，“知道”是指有证据证明权利人知道自己的权利侵害的日期；“应当知道”是指根据一般人的认知水准与常规常识推定权利人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的日期。就本案而言，虽然企业现在无证据证明当年已合法有效地将除名决定送达当事人，但从劳动法律关系明显有别与一般民事法律关系的“密切性”中可以证明在长达数年的不正常的“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具备了一般人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条件与可能。因此，“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是劳动争议发生日，而不应从侵权行为终结之日起计算。其次，《劳动法》第七十八条规定“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表明及时处理劳动争议是处理劳动争议的基本原则，也是有别于处理其他争议的特殊之处。为此，我国在设计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制度时，特别规定为六十日，这不但短于民事诉讼中二年的一般时效，而且也短于民事诉讼中一年的特殊时效。同时，在处理劳动争议的二种程序中，一般程序六十日审理期限的规定及特别程序十五日审理期限的规定，都是为及时处理劳动争议在程序上所作的设定。再次，将劳动争议发生日界定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益侵害日”，也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时效制度，这样也便于当事人对我国整体时效制度的了解与掌握。劳动争议有别与一般的民事争议，劳动争议是发生在特定主体之间的权益纠纷，且争议的发生始于劳动生产过程，最多地发生在生产与流通领域。因此，能否及时处理劳动争议，将直接关系到劳动者、企业切身利益，同时也关系到用人单位的生产秩序与社会的安定。若将“劳动争议发生日”作为的劳动仲裁时效的始期，可能在实务中会被错误地解读为的无限延长，这与及时处理劳动争议原则相悖。
仲裁或诉讼时效制度的设计是在提醒权利人及时主张权利，以期达到节约司法资源、减少诉讼成本与及时平息纷争之目的。而现行《劳动法》规定以“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作为劳动仲裁时效的始期，因在实务中难以把握与界定，易产生歧议，不利于权利人或被侵权人及时申请仲裁，导致争议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造成当事人对权利的漠视而让权利“沉睡”，而这种“沉睡的权利”又似乎遥遥无期，难免让权利的相对方发出 “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到底有多长？”之感憾。笔者建议，由立法机关或审判机关对“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做出权威性解释，明确规定劳动争议发生日是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并可在修订《劳动法》时直接规定：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为六十日，从劳动争议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同时，对是否适用中断、中止及其适用中断、中止的情形做出明确规定。创设具有我国特色的劳动仲裁时效制度，是处理我国目前劳动争议的客观需求，也是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
2004年8月7日于福州乌石山书屋
论《产品质量法》第11条在限制地区垄断中的作用
孙鹏程 （华东政法学院经济法专业2001级硕士研究生）
【摘 要】我国新修订的《产品质量法》第11条对地区垄断进行了规制，其规制的范围包括传统的行政垄断的大部，但又不以行政垄断为限，因而其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即有其联系又存在较大的区别，但在《产法》中不存在与之对应的罚则对其作用的发挥形成了较大的制肘，解决这一问题至关重要。
【关键词】竞争／行政垄断／地区垄断／罚则
通常认为，产品质量法主要是由产品质量监督制度与产品质量责任制度两部分组成。在国外立法中，产品质量问题主要通过产品责任制度的构造来予以解决的。产品责任制度的构造被纳入到传统的民法体系之中，从最初的合同责任到后来的侵权责任，从最初的过错责任到严格责任，无不是通过民事法律关系的视角来审视产品质量问题的解决。而我国产品质量法的一个特色是：将企业内部产品生产的组织制度，政府监督部门对产品供应者的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制度，社会中介机构对产品质量的审查和推介制度也纳入到产品质量法的体系当中，形成一种“全面的产品质量管理立法”的立法体例。
我国的产品质量法在经过2000年的修订之后，其体系更趋全面和完善。即以一种更先进的立法思想来审视产品质量问题，这表现在产品质量法不仅完善了产品责任制度，对产品责任类型做出了尽可能的细化区分，区别了产品瑕疵与产品缺陷不同的归责原则、产品生产者与销售者不同的归责条件和顺序、产品消费者与间接消费者不同的求偿基础等。还运用了大量的条文对产品质量问题的事前预防和监督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单从条文数量来看，笔者认为我国产品质量法的立法重心在于预防和监督而不在于事后的救济，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如果以一种竞争法的眼光来审视我国这部新修订的产品质量法，我们会发现，这部法中的一些条文中充满了竞争法思想，它们将在我国公平市场体系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本文将就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产品质量法》第11条在限制地区垄断中的作用作一分析。
一． 《产品质量法》第11条的含义和作用
产品质量法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排斥非本地区或者非本系统企业生产的质量合格产品进入本系统,本地区.”
按照这一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不得采用任何手段对合格产品搞地区封锁，包括不得以检验标准、检验方式不同为由要求重复检验；不得违法设置准入证、准销证；不得违法要求事前特许及办理其他审批手续，或采取互认等办法限制异地或不同系统的合格产品在本地区、本系统生产、销售等。①为了准确理解该条文的内涵，我们应从如下两点重点把握：
1．地区垄断和行政垄断
地区垄断是我国的行政垄断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垄断形式。学界一般认为地区垄断行为是指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通过行政权力建立市场壁垒的行为。②地区垄断主要表现为在同等条件下，地方政府或其职能部门为了本地区的利益，针对在本地销售的外地产品，采用制定地方法规、规章、质量标准，乃至仅仅采用命令、通知、决定的方式，以质量检验、核发销售证照、收费等名义， 加重外地产品流通成本，即通过差别待遇限制外事产品流入本地市场，禁止本地资源流出，实施行政垄断。
由于地区垄断通常是因为地方政府为了维护本地区利益而实施的，所以一般依其实施垄断行为的主体特征将其归为行政垄断。但行政垄断并不能涵盖地区垄断的全部特征，因为在有些情况下，实施地区市场封锁，限制产品竞争的可能是地方政府或其职能部门之外的主体。如地方的行业协会、中介机构、行政性公司、地方产品生产者，乃至个人都有可能、并有利益驱动实施地区垄断行为。而行政垄断也不仅仅表现为地区封锁，也还包括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实施的行业封锁。所以，地区垄断与行政垄断是相互独立，但外延又相互交叉的两个范畴。那么《产品质量法》第11条的所规制的对象使地区垄断还是行政垄断呢？我们就需要对条文中规制的主体“任何单位和个人”的范畴给与分析。
2．如何理解“任何单位和个人”
正是第11条中将其规制的主体范围限定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才使得《产品质量法》的这一条文不至于成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的简单重复，而有其独立的地位和意义。这一概括性的义务主体规定，使得前述的有如地方的行业协会、中介机构、行政性公司、地方产品生产者，乃至个人都被纳入到消除地区垄断的对象当中。学理上，我们把这些主体实施的垄断行为统称为行政性垄断，以表明其既具有行政垄断的行为特征，但又并非是标准意义上的行政主体所为的特性。所以地区垄断主要表现为行政垄断，但又不限于行政垄断，即还应包含一部分行政性垄断行为。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针对表现为行政垄断的地区垄断做出了明确具体的限定和规制，《产品质量法》第11条对表现为行政性垄断的地区垄断规制的颁布实施，就使得我国法律体系中对地区垄断的规制得以周延。
3．质量合格产品
该条文处于产品质量法的立法体系中，自然对产品质量的问题给与一定的关注，这种关注就体现为法条对保护客体作了一种限定，即要求被本法保证流通的商品应该是“质量合格产品”。但对“质量合格产品”的内涵和外延在本法中都没有给与规定，这也就为规避此条款留下一个法律漏洞。
按照我国《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来看，我国对产品质量推行以企业内部生产控制为主，以企业质量体系认证和产品质量认证制度为主的认证制度为辅，并辅之以各级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的监督抽查，形成一种对产品质量的控制体系。但是产品质量控制中所采取的标准，只有部分是强制性标准，要求“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工业产品，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未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③对其他产品，标准不一，有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企业标准乃至国际标准，判定产品合格与否，标准的选定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产品是否合格也就并非是确定不移的一项事实了。而且对产品抽查，《产品质量法》仅规定了“国家监督抽查的产品，地方不得另行重复抽查；上级监督抽查的产品，下级不得另行重复抽查。”④并没有明确限制一地方抽查过，另一地方不得重复抽查，这也为限制产品流通留有空间。
二． 本条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的比较分析
由于《产品质量法》第11条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针对地区垄断的不同形式给与规制，所以对这两个条文进行比较，分辨其异同，对准确理解和应用这两个条文，规制地区垄断，实有其作用和必要。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它与《产品质量法》第11条的区别在于：
1. 适用主体范围不同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的立法目的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针对行政垄断规定的。所以该条规制的主体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产品质量法》第11条规制的主体是“任何单位和个人”。笔者认为，要准确理解“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外延，应当把本条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结合起来，按照整体性解释的方法予以理解。为了避免上述两个条文重复规定、重叠适用，笔者认为，产品质量法中所指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应指除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之外的一切主体和个人，包括地方的行业协会、中介机构、行政性公司、地方产品生产者，乃至个人。
2. 限制的行政垄断行为的内容不同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规制的行政垄断的行为有：强制经营行为、干涉企业正常经营行为和地区垄断行为。而《产品质量法》第11条仅规定了地区垄断行为。由于根据法谚“法律所保护的均为最容易被侵害的权利”，因而这两个条文规制的垄断行为上的差别，是由此两个条文规制的主体的特征决定的，也是符合我国行政垄断的现状的。表明国家对行政主体的限制更为全面和刚性。
3. 保护客体不同
《产品质量法》第11条强调客体需为“质量合格产品”，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仅规定了不得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如前所述，由于对认证产品是否质量合格上，为限制产品流通留有一定空间，是一种法律漏洞，在对竞争秩序和产品流转的保护上反不正当竞争法采用“商品”这种概括性的规定也就显得更为有力。
4. 罚则不同
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的规定，法律责任的形式有：①纠正行政行为。根据该法第30条的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违反第7条规定的，应由其上级部门责令改正。②行政处分，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法定的行政垄断行为情节严重的，由同级或上级行政机关给与行政处分。③行政处罚，被指定的经营者借此销售质次价高的商品或者滥收费用的，监督检查部门应当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根据情节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对于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的规定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认识不一。如有的学者在分析《反不正当竞争法》局限性是认为“该法第30条又规定，违反本法第7条规定的，‘由上级机关责令其改正’或‘给与行政处分’以及‘没收违法所得’或‘罚款’。......法律所规定的责任，其形式均为行政责任，为规定相关的司法救济措施，依法理则有一定的缺陷。”⑤表明在其理解中，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的规定并无民事责任的救济方式。但是有学者认为“该法第20条所规定的民事责任并未排除对行政垄断的适用，该条本身就是适用于所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将行政垄断行为排除于该法第20条的适用之外，从而行政垄断行为同样可以构成民事违法行为。因此，行政垄断行为同样具有行政违法和民事违法行为的二重性。”⑥笔者认为，从实然的角度来分析，违反第7条的规定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因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第一款规定的“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赔偿计算方法。那么作为被侵害的经营者民事请求权基础的第二款规定，针对的也应是违反本法的“经营者”。显然第7条规定的“国家机关及其所属部门”不属于经营者的范围。那么针对第7条的民事赔偿请求也就无从谈起了。从应然的角度来看，对被侵害的企业给与经济赔偿理所当然，但应当将其纳入到国家赔偿的范畴当中，而区别于一般的民事赔偿。就目前而言，针对行政垄断请求经济赔偿，并没有可操作的法规基础。
违反《产品质量法》第11条的规定，在该法当中并没有相关罚则的规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第11条可以被看作是法律对外地产品不受当地封锁、歧视的一种授权性规定。那么根据“无救济，无权利。”的法理，此条文形同虚设。但笔者认为，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无法适用的该法第20条民事赔偿规定，恰可作为《产品质量法》第11条罚则理解适用，此点笔者将在下文给与论证。
三． 适用第11条中障碍──罚则问题
如前述，《产品质量法》第11条的规定，将在我国反地区垄断的执法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在《产品质量法》法条当中并没有规定违反该条的责任条款，这成为了适用该条的重大障碍。笔者认为，如没有相应的罚则，既使是法条措词中给与明令禁止，也于事无补，此条文仍将形同虚设、流于形式。所以，适用第11条，发挥其在反地区垄断中的重要作用，首要解决的就是违反该条规定的罚则问题。
笔者认为，充分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这一法律资源，将对适用第11条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即，将法律规定作为一个有机完整的体系来解释，将《产品质量法》第11条作为竞争法的一个特别条款，准予其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民事请求权基础的规定，以此来保障第11条所规定的公平经营权的实现，达到限制表现为行政性垄断的地区垄断行为的作用。但为达到这一适用的目的，应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1．特别条款与一般法的关系。
按照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在特别法和一般法都有规定时，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予以适用；在特别法没有规定而一般法有规定时，应由一般法补充特别法予以适用。虽然在《产品质量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不存在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但笔者认为，由于《产品质量法》第11条是一条竞争法特别条款⑦，而且如本文前述，《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以竞争法的基本法典的形式存在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的。所以在第11条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存在着特别条款与一般法的关系，那么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来补充第11条在《产品质量法》中无相应罚则的法律适用方式，是符合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的。
2．第20条中“经营者”的范畴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第二款规定，“被侵害的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的，可以向人们法院提起诉讼。”结合第一款的规定，适用第20条的法律要件是：①请求权主体是“被侵害的经营者”②侵权者应为“经营者”③经营者应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④这一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对“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实际损害。根据这一要件，第11条规制的主体是否属于第20条中规定的“经营者”的范畴，成为违反第11条规定能否适用第20条的关键问题。
基于已有的论述，按照整体解释的方法，《产品质量法》第11条规定的“任何单位和个人” 应指除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之外的一切主体和个人，包括地方的行业协会、中介机构、行政性公司、地方产品生产者，乃至个人。可见，第11条规制的主体并不能全部包含在“经营者”的范畴之内，只有行政性公司、地方产品生产者和个人负和经营者主体条件时，其限制竞争的地区垄断行为才能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0条规制。所以，要想根本的解决问题还是需要通过立法修改，或者通过新的立法，如我国正在积极制定的反垄断法，靠解释来变通适用法律仅是权宜之计，终归无法全面系统的解决问题。
四． 小结
本文对《产品质量法》第11条作了竞争法的解释，这种论证和解释，探索性要比实用性更浓重一些。当然，本文并没有涵盖产品质量法当中的所有的具有竞争法色彩的条文，如关于禁止伪造或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禁止伪造产地或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规定，以及对禁止虚假宣传，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的规定。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已有较为完备的论述，另外，就产品推荐和产品认证中的反限制竞争问题还需另外撰文仔细分析，本文不再熬述。由上分析可以看出，准确理解适用《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对建立和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增加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率，增进社会整体福利，都有其意义。
The function of the article 11 of the quality of product law to restrict the district monopoly
Sun Pengche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China)
【Abstract】Distinct monopoly is regulated by the article 11 of the quality of product law in new revision. The range of the new revised regulation includes the most parts of the traditional administrate monopoly， therefore， which has certain relation with the article 7 of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and simultaneously which make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ne. However， the corresponding punishment doesn't exist， which becomes the obstacles of its influence. Consequently， it is vital to solve this problem.
【Key Words】compete /administrate monopoly /district monopoly / punishment
注释：
《侵权责任法》实务分析之“同命同价”
郭旺生
《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
侵权责任法的此条规定使同命不同价的问题，在一定范围内解决了，于是，有人便将其解读为同命不同价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这种观点显然没有注意到此规定的适用范围—“同一侵权行为”。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侵权责任法》虽规定在同一侵权行为中适用“同命同价”，但并没有明确规定，是要统一按城镇居民标准，还是以农村居民的标准。这是个法律适用的问题，一般情况下，按照《侵权责任法》的精神，我认为，应该就高不就低。
而饱受诟病的“同命不同价”来源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9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换言之，在单个侵权行为造成单个损害的情况下，依然还是适用前述规定，为了缓解“同命不同价”造成的不公平现象，最高院《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明确答复：“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当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性支出）的标准。本案中，受害人唐顺亮虽然为农村户口，但在城市经商、居住，其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均为城市，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应当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但这种法律适用是有范围的。
综上所述，就现行法而言，同命同价的规定并未能完全适用于各个领域。（郭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