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法几个亮点与遗憾的解读
杨涛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在4月27下午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这部国内首部用于管理人事干部方面的法律将于2006年1月1日起实行。（《竞报》4月28日）
公务员法的起草是从2002年8月开始起步的，这是我国第一部干部人事管理的法律，它的制订颁布是干部人事管理科学化、法制化的里程碑。在这部法律中，有许多原来在公务员暂行条例中所没有的亮点，这更加有利于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但是，公务员法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值得我们关注。
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权利救济作出了更加详细和可操作的规定：对涉及本人的人事处理不服的，可向原处理机关申请复核，对复核结果不服的，还可以向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或者作出该人事处理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申诉；同时，对聘任制公务员与所在机关之间因履行聘任合同发生争议的，可以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对于公务员对于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决定不服的，却没有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允许其寻求司法救济，公务员只能在体制内向行政机关申诉，而行政机关的处理程序毕竟不如司法程序具有中立性和程式化，因此救济渠道对于公务员说并不是十分充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公务员法中规定了严格的离职从业限制：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可以说，这一规定对于防止官员的期权腐败具有积极的意义，使得一些官员不能利用在职为一些关联企业谋利，在离职后再到该企业谋取好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另一更为重要的防止官员腐败的措施，国外称之为“阳光法案”的官员申报财产制度却没有被规定在公务员法中。官员申报财产制度不能法律化，就只能仅仅依靠现行党和行政机关的一些内部规定，官员的获得“灰色收入”不能曝光于阳光之下，不能受到有效的监督，这不利于从源头上防止腐败。
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一规定对于保证公务行为的依法进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的实现，抵制上级不合法命令的执行，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这一规定中的“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实际上只是规定公务员对上级说“不”的义务，却不能体现公务员说“不”的权利。笔者认为，对于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公务员不但有提出改正或者撤销的意见，并且如果上级强令公务员执行的，公务员有权不予以执行并且可以向更上一级机关申诉要求改正或者撤销。
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职位类别按照公务员职位的性质、特点和管理需要，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等类别。这一对公务员类别的细化，有利于具体界定公务员的权利义务，更有利于对公务员的管理。但是，公务员法并没有区分政务类和事务类公务员，这使得对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公务员管理不能区别对待。著名行政法学家薛刚凌教授认为：这一分类将导致难以避免传统的公务员“品位”分类的窠臼，很难摆脱行政级别限制，导致公务员岗位的人事分离，对具体岗位职责缺乏严格界定。而职位分类是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基石之一，没有职位的科学分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很难对公务员进行科学管理，很难构建现代公务员制度。
因此，我们期待这部法律能对于加强对公务员的管理，建设一个法治政府起到有力的推动。但是，我们也希望有关部门在这部法律实施后，能认真分析其在实践中的利弊，及时调查研究，对其中存在的不足及时提出修正的建议，使我国公务员管理更趋于规范和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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