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於兴中的“法治三篇”

王家国 张红梅

近来，我在读书中有幸读到了於兴中先生的几篇好文章，最有代表性的个人觉得是这三篇，即《作为法律文明秩序的“法治”》、《在中国实施人权公约的文化意义》和《强势文化、二元认识论与法治》(以下皆用文题首字代替全称)，於先生基于对中国德治传统的深度理解和对西方法治文明的高度把握，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诸多现象和问题进行了深切反思，文章多以对“法治的理论分析与反思”为主基调，融贯中西，研读起来确实是精神享受。故此想推荐同道者一读，一并将自己的所学所思形诸于文，以期交流。

一、文章的大体介绍首先我们从《作为法律文明秩序的“法治”》这一文入手，这篇文章可以大体浓缩为“一个观点、两对矛盾、三性文明、四大因素”。“一个观点”即通过对法律文明秩序的法理解析和作为“法律文明秩序”的法治的反思，提出“一个完全建立在智性和法律之上的社会，也就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它只能造就一堆现世主义的个人主义者，却孕育不出秉性健全的人来。”请大家注意这句十分憾人心魄的话语，读到这里时不知道大家有无同我一样的感觉：心灵向下猛地一沉，然后陷入沉思。
“两对矛盾”，一是智性与灵性之间的矛盾，即文章讲到的，“法律文明秩序是人的智性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但同时也是对人的向善的能力的怀疑”。用哲学的话讲就是灵与肉的矛盾，当我们以一种智性的法律来规范和肯定人类社会的时候，我们同时就是在对人的原始向善能力的否定。另一对矛盾即是在文章第三部分提出的“人生的意义”与“人生的必需”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二者代表着德治与法治之间的选择上的矛盾，法治为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即人生的必需）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规则或平台，但它做到的只是不让人使坏，不做坏事，却无法从灵魂深处促发人们去做好事，即向善，而后者才是“人生的意义”。
“三性文明”即宗教文明、道德文明和法治文明，与之相应的社会秩序便是宗教文明秩序、道德文明秩序和法治文明秩序，文章的深刻之处不在于讲出这三个文明形态，而是基于对人本性的分析与建构的基础演绎出了这三性文明，即心性、智性与灵性，三者是并存的关系，并从这并存关系理论的基础之上推演出这三个文明形态都是“人的秉性的反应”的论断。这在《在中国实施人权公约的意义》一文中作了进一步的总结，关于这一论点的伟大革命性意义我放到后面还要细讲。
“四个要素”即法律文明秩序包括法治理想为主导的权威系统、以权利和法律为足以的范畴系统、以司法制度为足以的社会制度安排以及以个人权利及法律为依归的文明秩序意识。於先生在多篇文章中都重复讲解和复述他的这一观点。
《在中国实施人权公约的文化意义》一文所要解决的是在传统的、德治的、以心性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如何建立或移植现代的、法治的、以智性文化为主流的“法治”，作者最后采取的是折中综合的办法，即文章最后归纳的“从而使中国一维的道德文明秩序走向道德－－法律型的两维的文明秩序”。
《强势文化、二元认识论与法治》是我最爱看的一篇，也许因为它是对认识论问题的探讨，而这正是我的兴趣之点。文章从认识论上寻找中国法治情结的形成原因，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分析和讨论好象还不够深入，或者说，分析的内容让人看得还不够过瘾。文章主要谈的是中国现代出现法治情结的原因分析，为此作者先破题，讲述什么是法治，什么是法治情结，然后再解题，提出为什么在中国现在出现法治情结，如此醉心于法治的6大成因，并重点讲解了强势文化和认识论两大原因，最后以总结与反思结束全文。

二、文章的思想与结构据我个人所对文章了解和把握的程度来看，我觉得於兴中先生始终在向我们传递一个信息，即就是走出唯法而治，因为法治不是最终的善。但这里大家需要保持清醒认识的一个问题是，走出唯法而治不等同于走出唯律而治，也就是说，法治不只仅仅包括律治，法治这一概念它同时还包含法律意识的培育、法治文明的历史沉淀、法学教育的普及、法学大师的活跃、政治斗争的平衡乃至经济社会的综合发展等诸多因素和内涵。在这一点上，於兴中先生在《作为法律文明秩序的法治》一文中之表述显得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他的“四因素说”完全是在谈“律治”的因素问题，而我的观点是“律与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律是规则，是技术形式，法是精神，是内容本质。法治中包含着依律而治的技术要求，同时也包含着依德而治、公平正义的内容本质。当然文章向我们透露的走出唯法而治的观点已经是十分重要和深刻的了，至于争议或个人观点后文再述，这一点上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探讨。
这三篇文章基本可以形成一个整体，现在来看其内容与结构问题，首先内容上看，三篇文章都是“法治”，《作》文讲的是作为文明形态之一“法治”问题，《在》文讲的是中国落实人权公约过程中的法治建构问题，《强》文则是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文化背景和认识论基础的批判与反思，三篇文章在结构上或关系上可以表述为“不同层面、相互递进”。具体而言，《作》文是从文明或文化层面对作为文明形态的法治进行了法理分析，而《在》文则进入了实践领域，就中国落实人权中的法德二维并治模型建构的实践探讨，最后《强》文则从哲学反思的层面和高度指出“法治不是最终的善”，并呼吁走出唯法而治的歧路，三文相互递进，层面清晰，逐步深化。

三、心得与反思这里我简章的想讲三点。一是批判的精神。读完三篇文章，浑身不知不觉地充满了一种震奋的力量，这种力量也许就是来自于其字里行间的批判与反思精神。而这种反思与批判精神对于我们这些接近西方法治文明价值观比较多的年青一代来说无疑是一记棒喝。从19世纪中期晚清的大规模修宪立法、学习洋务活动为起点，德法之争就从未真正间断过。当时在清末为“礼法之争”，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治派最终通过自身的努力以及日本等外国专家的配合，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较为“时髦”的近代法律体系，请注意，我在这里用的一个概念是“时髦”，而不是什么“科学”、“合理”、“完善”等概念，因为在当时的国际背景和历史条件下，他们所进行的立法工作是在一个没有法治文明熏陶、没有法治精神支撑、人治和专制传统十分浓厚的国度里所进行的，甚至晚清政府的国家意志是愚民的，为保全王位而走的形式主义罢了，这种“立法”与其说是立法，不如说是“定律”。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中国人观念中的“法律”概念便逐渐成了一个前偏后正、轻法重律甚至去法存律的怪胎，所以时至今日仍然有好多中国学者们认为“法律就是规则”，当然在西方也有法律是“规则治理的事业”之说乃至有纯粹法学。但试想一下，我们有了民法，但我们讲过诚信没有？我们有了刑法，但我们有过司法公正没有？一如一国有了宪法，国民就能享有真正完整意义的人权吗？！试回想一下西方法治文明建设历程，有多少不是经过法治精神的、经济危机的阵痛、政治着急的平衡与反思。所以强势文化送给我们的（或者我们从中所学习到的）只是“律”而非“法”。它是一个只有形式没有精神内容的东西，一个没有历史文化沉淀为背景的移植或叫杂交，逾淮为枳不复为橘。中国走上法治之路与其说是历史的必然，勿宁说是一个伟大而无奈的“政治决定”，一如我们的市场经济建设那样，这是一个跨世纪的悖论。
二是人本的关怀。最能体现这一关怀的便是《作》文中最后那句充满柔情却又无比震撼的转折复合句，即“一个完全建立在智性和法律之上的社会，也就是一个法治社会，只能造就一大堆现世主义的个人主义者，却孕育不出秉性健全的人来。”他还说，法治一元的文明秩序，充其量只能给人的智性的开发提供一片乐土，但却无助于心性和灵性的培养。法治文明秩序是理性主义指导下的一种社会秩序理想，想追究其理想逻辑起点，也许我们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那句“人是政治（社会）的动物”的断论，因为我们是社会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秩序化的存在形式，故而我们须是有规则制约的亦即法治的存在。但我们可以再问一句，人是政治的动物吗？或者这样问更适合于表达我的意思，即人只仅仅是政治的动物吗？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这个问题其实人类一直在追问，考虑到今天也没有停止，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追问过程中，让人类走上理性主义的道路之第一人应当算是柏拉图，但后来又把人类彻底带入理性主义对殿而迷失了、出不来了的就是康德，他把理性分成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当然康德指出的这两条路最终分别为黑格尔与马克思分别继承并各自发展到顶峰。遗憾的是，在这个“会当临绝顶”的理性主义高处，我们却迷失了自己，找不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於兴中先生在解决“人存在于各种各样关系中”这一命题时指出，人与自己的关系包括人的心性、灵性和智性三方面的发展，人与人的关系有建立在感情（感性）基础上的自然关系和准自然关系，建立在功利理性基础上的工作和交换关系，这一论说显然已走出了理性主义怪圈，再次确立了人的有感情、有灵魂同时也有理性的真实的存在，这才是真正的人本精神，这也是我在前面讲“三性文明”时所点到的。
三是综合的思维。哲学的思维是理性的、思辨的或者说是抽象的，这是因为它是哲学，它不是法学。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否也走哲学的思维模式，唯哲学是从呢，我看这是一个问题。答案是自明的，作为一门自称是独立的学科，应当走自己的路。看一下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历程就知道了，自然科学家虽然遵循的是哲学所强烈批评的原子论物质观，即形而上学的知性的思维方式，他们同样也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法学也应当而且必须有自己的认知方式或思维进路。哲学的任务是对知性知识的反思，解决思存关系问题，而法学的任务不仅要构勒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还要构建文明秩序的当下社会，所以法学的认知世界的方式或思维进路就不能只是唯理性的，而必然是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并列共举，也就是於兴中先生指出的心性、智性和灵性的综合。在对法律文明、道德文明和宗教文明进行价值判断时，他说：“那么三者之间是否有高下、先进与落后之别呢？....我倾向于说三者之间同为人的秉性的反应，并无高下可言，只是侧重点不同”。当然，在这三个认知维度中，任何偏执于一方而忽视甚至否定其它认知维度存在的价值的研究理论或思路都将只是片面的，因而也无法说服对方，最显明的实例就是当今西方三大法学派的矛盾，即分析法学、实证主义和社会法学。而综合法学，以博登海默为代表的新兴一派，正成为西方法学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因此，这种综合的思维模式的现实意义是很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它不仅对法学学科的健康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对我们当下的经济发展理念、政治体制改革等都有很强的指导价值。

五、结语归根到底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法治？我们要不要法治？用於兴中先生的话就是，法治是一种文明秩序，是以法律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社会框架，其基础是理性的，其基本取向则是以理性为背景的规则中心主义。我觉得，换个角度讲，法治也可以理解为是人类从原始社会、农耕小农社会再走向商业文明社会所必然选择的一种生活样式，是人类实践理性从无治到德治再发展到法治，最终走向更高的无治的辩证运动过程的必然环节，所以在辩证法意义上讲，法治其本身就孕含着德治的因素，是对德治的扬弃而不是简单的否定。故而，在中国走上法治之路的诸多原因中，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经济，尤其是商业文明的快速起步，在这类似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市场文明初级阶段，我们更加迫切需要的或者说是严重缺失的正是法治而不是德治；其二，中国走向法治也符合实践理性辩证法，是人治走向极端以后的否定环节，正所谓物极必反。在一边是必然走向法治，一边是对法治的批判与反思之间，我们应该做的也许不是要抛弃法治或惧怕法治，而是如何建构起一个更有人性、更加实用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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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现行外汇管理法规的特点

(上海社会科学院宪法、行政法硕士研究生 姚魏)


外汇管理（制）是指一国政府为了防止资金任意流出或流入，改善本国的国际收支和稳定本国货币汇率，授权有关货币金融当局（一般是中央银行或专门的外汇管理机构）对外汇买卖和国际结算采取的限制性措施。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外汇资源短缺，因此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由高度集中的外汇管理体制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转变；1996年中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对资本项目进行严格管理，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外汇管理体制。与此同时，我国外汇管理法规也在不断改进，它与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形成了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果需要相应的法规的确认和保障；另一方面，外汇管理法规又事实上促成了外汇管理体制的形成。1996年4月1日我国开始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并于1997年修订，至此，我国形成了以该条例为核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汇管理法规体系。本文拟对中国现行外汇管理法规与周边国家以及本国以往法规的纵横比较，具体分析其特点。

一、从层级上看，外汇管理法规“位卑权重”。从外汇管理法律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来看，它们一般都先由立法机关制定一部基本性的外汇管理法，然后以此为基础，公布实施大量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以使其基础性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得以落实。如韩国在1961年立法机关就颁布了《外汇管理法》，对该国有关管汇的问题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在这部法律的基础上，为了便于实施，韩国又颁布了《外汇管理施行令》、《外汇管理规定》、《外汇管理业务程序》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使韩国外汇管理法规成为一个由法律、法规、规章三部分组成，条文依次增加，内容逐步详尽的较为完备、权威的体系。而我国则不同，我国外汇管理法规从一开始就以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包括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形式出现，而不象日韩等国那样以国家立法机关通过法律的形式出现。有人认为这是我国外汇管理的一大缺点。笔者认为不然。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必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断深化。过早地由人大制定法律，法律就会被频频突破，最终会破坏其自身的权威性。因此我们必须防缓步伐，先由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作为尝试，等到时机成熟后再制定法律。在此之前，我们要极力维护《条例》的权威，一切外汇管理活动都以它为准则。

二、从方式上看，外汇管理法规“宽严相济”。1996年12月1日，中国正式宣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的要求，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具体表现为：一是将外商投资企业外汇买卖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二是提高居民用汇标准，扩大供汇范围；三是取消尚存的经常性用汇的限制，如取消出入境展览、招商等非贸易非经营性用汇的限制，允许驻华机构及来华人员在境内购买的自用物品、设备、用具等出售后所得的人民币款项兑换成外汇汇出。在放宽经常项目兑换的同时，中国对于资本项目外汇还继续进行严格管理并执行三个基本原则：一是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资本项目外汇收入均需调回境内；二是境内机构（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项目下外汇收入均应在银行开立外汇专用帐户，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后才能卖给外汇指定银行；三是资本项目下的购汇和对外支付，均需经过外汇管理部门的核准，持核准件方可在银行办理售付汇。近年来国际上频频发生的金融危机提醒我们，条件不成熟时过早开放资本项目，不仅不利于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也不利于国际资本的安全使用。因此我国在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的同时，对资本项目进行严格管理是完全正确的。

三、从内容上看，外汇管理法规“对事不对人”。从1980年《外汇管理暂行条例》与1996年《外汇管理条例》相比较可以看出这一特点。《外汇管理暂行条例》是根据外汇管理的对象来划分不同章节，确定不同主体的权利、义务的；而新条例是根据外汇管理的内容来划分不同章节，确定相应的管理方式的。又如，1994年中国实行的结售汇制度没有把外商投资企业纳入其中，这给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了不利影响。它们如果要卖出外汇获得人民币资金必须到指定的外汇调剂中心办理。由于外汇调剂中心是外汇管理局的一个职能部门，自身并无人民币资金的收购或卖出，因此很难及时促成调剂。这严重阻碍了外商投资企业流动资金的有效运转，极大地破坏了国民待遇原则。所以1996年7月1日外商投资企业被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1998年12月1日外汇调剂中心最终关闭）。

四、从执行上看，外汇管理法规可操作性日益加强。首先，我国外汇管理体制协调，管理权力集中有效。外汇管理局是我国唯一的外汇管理部门。它克服了其它国家在外汇管理中存在的由中央银行、财政部、外汇管理局多头管汇、多头批汇、职责不清的局面。其次，我国外汇管理法规不同程度地订有定义条款，它们对相应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客体的内涵和外延都作出明确规定，使有关规定的使用不易发生偏差。而且法律条文规定逐步具体，语义相对明确，可操作性不断加强，外汇业务是否违规容易界定。再次，相关法规的罚则十分明确。1980年的《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只规定了一条罚则。1996年的新条例增加到十三条，并且出现了大量援引性条文（刑事责任部分）。起初，新刑法颁布后，因为没有规定相关的刑事责任，造成了刑事处罚的真空，199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这一法律性文件后，问题得到了彻底地解决。

五、从体系上看，主体性外汇管理法规“独善其身”。为了进行有效的外汇管理，一个国家需要一整套相互间即有垂直关系，又有相对平行的成体系的法律、法规、规章。主体性法律、法规主要规定外汇及外汇管理机构的职责、权限、管汇范围和相应的违规处罚，着重体现垂直性关系。而配套性法律、法规是对外汇的收付、转移所可能涉及到的部门、领域在其业务中与外汇有关的问题所作的规定，主要体现平行性关系。在我国，主体性外汇管理法规较完善。虽然《外汇管理条例》层级低而且抽象、原则，但是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先后颁布了许多相关实施细则和规章。但是配套性法律、法规却很不健全。例如，商业银行在符合主体性法律、法规的条件时可以成为外汇指定银行，商业银行法就有必要对这种特殊商业银行的外汇活动进行规范，或者制定外汇银行法。我国没有此类法律。此外，外汇担保法、外汇投资法、境外投资法等至今都是空缺，严重影响了外汇管理目标全面、顺利地实现。

六、从立法与实践的关系上看，外汇管理法规未能与时俱进。在我国，虽然目前外汇管理法规、规章的数量日益增多，但是大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但前瞻性规定匮乏，而且某些规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例如，我国现行外汇管理法规基本上不允许人民币与外币的远期外汇交易，外汇市场主要还是现汇市场，期汇市场远未形成。如此，面对浮动汇率的日常变动所带来的外汇风险，进出口企业，甚至是外汇银行也束手无策。这不仅妨碍了自负盈亏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推广与完善。又如，中央银行利用外汇平准基金调控外汇市场的做法已为各国金融管理的宏观政策所认同，并从法律上加以规定。我国目前在外汇交易中心也设立了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场所，适时干预汇市，但这种干预活动并未从法律角度加以确认和规范。

七、从世界范围上看，外汇管理法规与国际惯例“若即若离”。多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入世”的谈判活动，其中汇率“双轨制”经常受到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质疑。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汇率歧视，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某些发达国家也紧紧抓住这一事实，诋毁我国，阻挠我国“入世”。后来我国统一了汇率，满足了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对外汇安排的要求，减轻了“入世”的难度。这表明了我国外汇管理法规必须也事实上正在向国际惯例靠拢。但是与国际惯例相比还有差距。首先，我国现行外汇管理法规中，若干概念与国际通行概念不统一，若干交易类别划分也与国际标准不一致；其次，在管理范围上，我国目前资本项目管理范围主要集中于对资本流入的管理，对资本流出的管理尚不足；再次，在管理手段上，国家以事前审批为主，事中监控能力较弱，事后处罚制度也不完善。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外汇管理法规虽然具有以往法规所没有的先进性，但是也存在不少缺陷。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对策，不断改善我国外汇管理法规，使之早日与国际惯例接轨。我们相信完善的外汇管理法规必将对健全我国管理体制，巩固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成果，保持我国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提高金融监管水平，推进人民币最终实现完全的自由兑换作出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中日韩三国外汇管理法规比较》　侯放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2、《人民币汇率—理论、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李平、杨清仿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3、《外汇管理知识问答》 李兴、彭建平、黄益生等 著　　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4、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韩继云 《经济评论》1996年第4期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局网站 　　　网址：http://www.safe.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