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工程合同签字后所加盖公章不真实的效力补正

a等与l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案


一、案件要旨
本案要旨为，建设工程合同签订后，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后又加盖公章的，后经鉴定证实，加盖公章并非真实印章但当事人签字真实有效的，并且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存在建设工程合同关系，且已经实际履行的，则应认定建设工程合同成立且合法有效，效力瑕疵得到补正。
b承接了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的《博威祥源福邸》的工程项目施工义务后，将工程交由周明锋进行承包施工。嗣后，周明锋又将上述工程中的二、三期桩基工程交由l施工。在l进场施工后，l与b的工作人员周明锋和尤恒补签了《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二份。其中一份甲方落款处签字为尤恒和周明锋，并加盖“b上海博威祥源福邸二期项目部专用章”和“a”印章。合同抬头甲方为b，乙方为l。另一份合同的甲方落款处周明锋签字的同时加盖了字样为“a”的印章，合同抬头甲方亦为b，乙方为l。签订日期为2008年5月10日。该合同约定，甲方将工程名称“博威祥源福邸”中桩基工程发包给l施工。2008年6月6日，周明锋又以b作为发包人，落款处加盖“a”的印章的形式，与l签订了《补充协议》一份，　2008年9月13日，周明锋以付款单位b，其为收件人的名义，与l签订了“南翔博威祥源福邸二期基础工程结算表”一份，2010年3月19日，b向l发送《关于要求尽快来我公司清（结）算打桩工程款的函》，该函中载明，“上海嘉定南翔博威祥源福邸政府安置房二期工程，原由周明锋与我公司签订该项目的承包合同，合同期至2009年4月份交房。……，我们于2009年2月13日解除了与周明锋的承包合同，有我公司直接负责剩余工程的施工管理工作，同时，对在此之前周明锋所欠的工程款进行清算结算。”。上述函中b还告知l尽快与其结算打桩款。l递交的《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上加盖的“a”印章经鉴定，鉴定意见认为为上述两合同中的“a”印章与样本（l认可）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010年7月，l诉至法院，请求判令b、a向l支付工程款2,223,127.82元及违约金1,664,469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是否成立及生效。一审法院审理认为，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根据b向l出具的《关于要求尽快来我公司清（结）算打桩工程款的函》中的内容表明，一方面，b认可其与l之间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故要求l与其结算工程价款。另一方面，b系将涉讼工程交由周明锋进行承包施工，故周明锋在工程中的经营行为系代表b，现虽b在上述函件中表示已解除与其的承包合同，但b应承担周明锋在施工管理期间进行经营行为的民事责任。l与周明锋签订的两份《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虽加盖的a印章非a的真实印章，但双方对合同上周明锋和尤恒签字的真实性未表异议，故上述两份合同成立，而b将其总包工程中的桩基工程交由l施工并订立的上述合同也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应属有效合同。虽然该合同系嗣后补签，但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故双方均应恪守。二审法院审理认为，虽然涉案两份施工合同上加盖的a印章经鉴定并非a的真实印章，但该两份施工合同上同时有周明锋的签字，根据b发给l要求结算工程款的函件，b确认涉案工程原由其发包给周明锋施工，并表示在解除与周明锋的承包合同后由b负责剩余工程的施工管理工作并对之前周明锋所欠的工程款进行结算，而本案诉讼中b也确认周明锋系其公司现场管理人员，故综合相关证据材料可以推定周明锋系b的内部承包人，周明锋代表b与l就涉案工程签订的两份施工合同合法有效，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b承担。至于两上诉人主张两份合同上未加盖公章故合同尚未生效，因合同上已经由周明锋代表b签字，且事实上两份合同均得以实际履行，故两上诉人关于合同尚未生效的理由显然有违事实，该上诉理由法院不予采信

二、案件来源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0）浦民一（民）初字第21344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一中民二(民)终字第1044号

三、基本案情
　　b承接了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的《博威祥源福邸》的工程项目施工义务后，将工程交由周明锋进行承包施工。嗣后，周明锋又将上述工程中的二、三期桩基工程交由l施工。在l进场施工后，l与b的工作人员周明锋和尤恒补签了《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二份。其中一份甲方落款处签字为尤恒和周明锋，并加盖“b上海博威祥源福邸二期项目部专用章”和“a”印章。合同抬头甲方为b，乙方为l。上述合同约定，甲方将工程名称为“博威祥源福邸（南翔镇江翔村孙家窑地块配套商品房建设项目）”中桩基工程发包给l施工。工程量及承包金额：38,000米，管桩每米101元（人民币，下同）。工程金额总计约385万元（不含税金）。该工程工期自2008年3月12日至2008年4月10日，施工工期为30日历天。工程付款形式：1、每压桩10,000米付工程款20万元，压桩结束后三日内付150万元，签订合同后三个月内付100万元。余款在2008年12月30日之前付清。甲方指派鲍云安工程师为驻现场代表，负责施工前期准备工作，协调应由甲方负责的事项，委托现场管理人员负责施工进度及质量管理，办理工程中间验收、隐蔽工程验收、工程量签证。合同的争议项中约定，工程款项不按合同协定付款，超期的时间则每天按总额的千分之三作为违约金。合同其他条款中约定，打边桩另加拾伍万元（150,000元整），共计40支桩。上述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宜。另一份合同的甲方落款处周明锋签字的同时加盖了字样为“a”的印章，合同抬头甲方亦为b，乙方为l。签订日期为2008年5月10日。该合同约定，甲方将工程名称“博威祥源福邸（南翔镇江翔村孙家窑地块配套商品房建设二期工程）”中桩基工程发包给l施工。工程量及承包金额：20,000米，约600根，管桩每米110元。工程金额总计约220万元（不含税金）。工期自2008年5月10日至2008年6月18日，施工工期为38日历天。工程付款形式：桩机进场付50万元，工程结束支付工程款至总工程款的120万元，余款在打桩结束后三个月内付清。甲方指派鲍云安工程师为驻现场代表，负责施工前期准备工作，协调应由甲方负责的事项，委托现场管理人员负责施工进度及质量管理，办理工程中间验收、隐蔽工程验收、工程量签证。合同的争议项中约定，工程款项不按合同协定付款，超期的时间则每天按总额的千分之三作为违约金。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2008年4月24日，尤恒在l递交载明“根据甲方要求，我公司压桩结束后，桩机配合测试单位进行静载测试，每套配合费贰仟元整（不含税）”的《桩机配合协议》上签署“同意”意见。2008年6月6日，周明锋又以b作为发包人，落款处加盖“a”的印章的形式，与l签订了《补充协议》一份，约定，“乙方所承包的：博威祥源福邸（南翔镇江翔村孙家窑地块配套商品房建设项目一、二期）压桩工程，由于建筑市场材料涨价的因素，原来约定的价格不能实现，经甲、乙方双方协商对博威祥源福邸（南翔镇江翔村孙家窑地块配套商品房建设项目一、二期）工程，在原来合同价的基础上，每米增加10元，工程量以完工单为准，进行按实结算”。
　　2008年9月13日，周明锋以付款单位b，其为收件人的名义，与l签订了“南翔博威祥源福邸二期基础工程结算表”（以下简称“二期结算表”）一份，该表中载明，1、PHC400-80管桩为1,158套，金额3,530,675元。2、边桩的金额为150,000元。3、试桩配合费用为46,000元。4、桩尖金额为18,000元。5、补充协议材差费以每米10元计，金额为349,570元。6、违约造成损失55,000元。7、借款500,000元。上述各项合计4,649,245元。2008年9月12日之前的违约金协商总额280,000元，总价合计4,929,245元。该表中还对已付款进行列明为至2008年9月12日止，已分四次支付工程款合计280万。第五次付款为2008年9月12日拿来的200万元支票，其中150万元在9月30日兑现，如果第五次付款兑现，按此表结算为准。如果不兑现违约金按0.6%/天计算。9月12日之前的违约金协商总额取消，仍按原来签证支付。同日，双方又签订了“南翔博威祥源福邸三期基础工程结算表”（以下简称“三期结算表”）一份，该表中载明，1、PHCA400-80管桩的套数为727套，金额为2,147,310元。2、违约金为109,512.82元。3、补充协议材差费为195,210元。4、违约造成损失50,000元。5、试桩配合费用为30,000元。6、人工截桩1,500元。7、送桩深度超过2米的费用为42,350元。8、代购桩尖费用18,000元。合计2,593,882.82元。
　　2010年3月19日，b向l发送《关于要求尽快来我公司清（结）算打桩工程款的函》，该函中载明，“上海嘉定南翔博威祥源福邸政府安置房二期工程，原由周明锋与我公司签订该项目的承包合同，合同期至2009年4月份交房。……，我们于2009年2月13日解除了与周明锋的承包合同，有我公司直接负责剩余工程的施工管理工作，同时，对在此之前周明锋所欠的工程款进行清算结算。”。上述函中b还告知l尽快与其结算打桩款。
　　2010年7月，l诉至法院，请求判令b、a向l支付工程款2,223,127.82元及违约金1,664,469元。
　　原审审理中，b因对l递交的《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上加盖的“a”印章真实性存在异议而向法院递交司法鉴定申请，法院准予后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上述鉴定单位经鉴定后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认为为上述两合同中的“a”印章与样本（l认可）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
　　原审庭审中，l认为，根据“二期结算表”中的约定，b已支付了480万元，还欠付129,245元。根据“三期结算表”中的约定，b已支付了50万元，尚欠付2,093,882.82元，故b合计欠付工程款为2,223,127.82元；根据合同约定，b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金。b对上述结算表中列明的款项认为，二期工程中，PHC400-80管桩3,530,657元，边桩款不予认可，试桩配合费46,000元，桩尖金额为18,000元，其他的违约金和借款等均不予认可。对于三期工程中，PHCA400-80管桩2,147,310元，试桩配合费用30,000元，送桩费认可3,850元，代购桩尖费用18,000已在二期中确认，不应重复，其他的费用均不予认可。故b应付工程款为5,775,817元，现已支付530万元，故尚欠l工程款为47万余元；对于l主张的违约金，即便合同成立，明显约定过高，仅同意自l起诉至法院起算，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

四、法院审理　　
原审 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本案中，a系b依法设立的分公司，故该公司的民事责任应由b承担，l要求a承担民事责任，法院不予支持。针对本案中双方争议焦点，法院认为，首先，对于《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的成立和生效的争议。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根据b向l出具的《关于要求尽快来我公司清（结）算打桩工程款的函》中的内容表明，一方面，b认可其与l之间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故要求l与其结算工程价款。另一方面，b系将涉讼工程交由周明锋进行承包施工，故周明锋在工程中的经营行为系代表b，现虽b在上述函件中表示已解除与其的承包合同，但b应承担周明锋在施工管理期间进行经营行为的民事责任。l与周明锋签订的两份《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虽加盖的a印章非a的真实印章，但双方对合同上周明锋和尤恒签字的真实性未表异议，故上述两份合同成立，而b将其总包工程中的桩基工程交由l施工并订立的上述合同也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故应属有效合同。虽然该合同系嗣后补签，但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故双方均应恪守。其次，对于l应得工程价款的争议。l所主张的工程款计算依据为其与周明锋之间签订的“二期结算表”和“三期结算表”，但上述两表的落款处均为周明锋签收，而非确认，故该表中载明的工程款等数额并不能作为双方确认一致的结算依据。现法院根据l所举证据，b认可的数额，以及结合双方之间签订的《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的约定，法院核定l应得的“二期”桩基工程价款为3,530,657元+150,000元+46,000元+18,000元+349,570元=4,094,227元，“三期”桩基工程款为2,147,310元+195,210元+30,000元+3,850元=2,376,370元，合计6,470,597元，b已支付530万元，尚欠l的工程款为1,170,597元。最后，对于l主张的违约金争议，法院认为，由于b已支付的工程价款为530万元，而“二期”工程款的最后的付款时间先于“三期”工程款的支付时间，根据履行何期债务不明的，抵充先到期债务的原则，b已清结了欠付的“二期”工程款。b欠付的工程款为“三期”工程款，而根据双方合同约定，b应于2008年12月30日前付清，故b理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原审审理中，对于b要求调低违约金的意见，法院根据l因垫付工程款所造成的合理损失、b的违约事实等情况，双方约定的违约金偏高，故法院酌定调低为每日万分之五计。
　　原审法院于二○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依法作出判决：一、b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l工程款1,170,597元；二、b支付l逾期支付工程款的违约金，计算方法：以1,170,597元为基数，自2008年12月31日起，按每日万分之五计至b实际履行判决第一项欠款之日止；三、驳回l要求a承担支付工程款和违约金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涉案两份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及工程结算表的效力问题。虽然涉案两份施工合同上加盖的a印章经鉴定并非a的真实印章，但该两份施工合同上同时有周明锋的签字，根据b发给l要求结算工程款的函件，b确认涉案工程原由其发包给周明锋施工，并表示在解除与周明锋的承包合同后由b负责剩余工程的施工管理工作并对之前周明锋所欠的工程款进行结算，而本案诉讼中b也确认周明锋系其公司现场管理人员，故综合相关证据材料可以推定周明锋系b的内部承包人，周明锋代表b与l就涉案工程签订的两份施工合同合法有效，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b承担。同样，周明锋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就施工相关事项与l签订的补充协议以及工程结束后就工程款签订的结算表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应由b承担。至于两上诉人主张两份合同上未加盖公章故合同尚未生效，因合同上已经由周明锋代表b签字，且事实上两份合同均得以实际履行，故两上诉人关于合同尚未生效的理由显然有违事实，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b应付工程款金额的认定。在涉案工程的两份工程结算表上，周明锋代表b在收件人处签字，两份结算表上均注明“甲方于三日内核实，过期作认可处理”，现两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其在收到结算表后向l提出过异议，且原审法院并未直接认定结算表上的总价而是综合本案相关证据材料对结算表上所载明的具体金额进行了逐一核定，原审法院据此认定的工程总造价并无不当。就两上诉人提出的边桩款，在双方所签订的一份施工合同中明确约定“打边桩另加15万元”，故打边桩属于双方合同约定内施工项目，且结算表上该部分工程款金额与合同约定相符，现两上诉人并未举证证明实际施工过程中对该项施工内容有过变更，其要求不支付该部分工程款缺乏依据。就两上诉人提出的材料加价款，根据周明锋与l签署的补充协议，明确约定在原合同价格上每米增加10元，工程量按实结算，故结算表上的该项工程款符合双方约定，两上诉人主张不应计取该部分款项缺乏依据。综上，原审法院对涉案工程造价及b欠付工程款金额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三、关于违约金问题。涉案两份工程合同对付款时间有明确约定，且施工完毕后双方也对工程款进行过结算，现b未能按约付清工程款显属违约，应按合同约定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原审法院在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已经对违约金金额进行调整，两上诉人主张其不应承担违约责任缺乏依据，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前提下依法作出的判决是正确的，本院应予维持；上诉人b、a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五、与本案及类似案例相关的法规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十四条　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四十三条　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

（本文为原创作品，未经作者书面授权，禁止转载）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建设工程与房地产专业律师唐湘凌编著的《中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例百案评析》。唐湘凌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从事法律职业十余年。其北京建设工程与房地产专业律师团队处理过大量涉及工程建设、房地产的法律事务，在该领域有丰富经验，欢迎委托处理该领域的法律事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北京国际中心；电话：186-0190-0636，邮箱：lawyernew@163.com）。



建议刑法增设“性贿赂”罪

洪碧华


[摘要]性贿赂古已有之，危害性极大，其影响并不亚于财产贿赂，我国刑法应尽快增加此犯罪的规定，才能有效打击和遏制“性贿赂”行为。本文透过当今社会存在的官场腐败新景观——性贿赂现象，从性贿赂的现状和危害谈起。着重论述了增设“性贿赂”犯罪的必要性，以及如何通过立法惩治贿赂犯罪。

[关键词] 性贿赂； 犯罪； 刑法


　　“性贿赂”是指请托人为了获取某种利益而不惜牺牲自身或他人的肉体进行性服务，从而达到使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与其进行不正当交易的目的。“性贿赂”包含“性受贿”和“性行贿”两个具体罪名。贿赂的本质是一种利益交换，包括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

一、我国“性贿赂”现状

　　“性贿赂”尚未入罪，打击“性贿赂”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现行刑法及七个修正案都没有规定“性贿赂”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常常遇到。“每一个倒下的贪官后面都有一个女人”，镜头一：成克杰与其情妇李平共收受贿赂4000余万元，上演了一幕幕权钱交易的“二人转”。由李平出面与请托人联系请托事项并收取贿赂款，由成克杰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在承包工程、解决资金、职务晋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镜头二：江苏省如东县“养鳗大王”顾成兵，4年内贷款达12亿元，一个鱼贩子靠着“金弹”和“肉弹”，居然百发百中，数十名干部被拉下水。镜头三，原深圳市罗湖公安分局女局长的安惠君常常利用职权接受男警员的性贿赂，出差总要带个帅哥同行,被称为是“性受贿第一案”。镜头四：湖南省建工集团总公司蒋艳萍，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女人，只用了短短13年，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桃色丑闻”，用“肉弹”击倒的各级干部就达40多人，从仓库保管员升到副厅级干部，性贿赂不仅助她官场发迹，还帮她疯狂聚敛财产1000多万元。被称为是“性行贿第一案”。　
　　权色交易愈演愈烈，呈蔓延之势，一些不法分子花钱雇佣“三陪女”，直接取媚个别贪官，要求或者迫使他为其谋取不正当利益。十个贪官九个色，被查处的腐败案件中绝大部分贪官都有情妇。过去金钱对人的诱惑力大是因为口袋没钱，而现在不算巨额的经济利益已经不能使贪官动心了，这时，“性贿赂”就显示其巨大威力，成了行贿犯罪的绝招，贪官的色情腐败已疯狂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然而，我国刑法仅规定受贿、行贿和介绍贿赂三种形式，且将贿赂的内容限定为财物。对“性贿赂”的界定和惩治标准确属“真空地带”，法无明文不为罪，这就等于用10万贿赂换取权力者100万的“利润”可定其罪，用10个女人换取100万“利润”却可以不予处理。这是立法的漏洞。
　　十年前，刑法学者金卫东就提出性贿赂属于贿赂犯罪的一种形式。赵平等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增设“性贿赂罪”的议案。2002年，翁维权等36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同样议案，建议在《刑法》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增设“非财物贿赂罪”。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登举在反腐败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性贿赂目前在行贿犯罪中已相当普遍”，“最近查办的几起部级干部受贿大案中，几乎都涉及到情妇。”

二、在刑法中增设“性贿赂”犯罪的必要性

　　“性贿赂”行为的普遍性和社会危害性，决定了将这种行为犯罪化的必要性。
（一）增设“性贿赂”罪、可堵塞法律漏洞
　　刑法第385条第一款对受贿罪的定义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第389条第一款对行贿罪的规定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这两条都是针对财物贿赂犯罪做出的规定，但是贿赂的形式却远远不止财物一种，按照这两款规定，其他贿赂形式是不能按照贿赂犯罪来定罪量刑的。这就为那些利用美色进行贿赂犯罪的犯罪分子钻空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对“性贿赂”作出规定可以有效地堵上这一个法律漏洞。
（二）将权色交易定为“性贿赂”罪、符合立法本意

1.“性贿赂”与财物贿赂所侵犯的客体相同。贿赂犯罪的立法目的在于同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作斗争，以保护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它侵犯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权色交易侵犯的客体同样是国家工作人员公务活动的廉洁性，权色交易行为同财物贿赂行为一样，都损害了社会公众对于公共权力的信赖感。性贿赂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原则”，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对于公职人员来讲，必须自觉遵守《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规范》。

2.性贿赂具有犯罪的实质特征即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权色交易比权钱交易的危害更大，它策划于密室，行事于床笫，处心积虑，手段隐蔽，不留痕迹，作用持久，它滋生腐败，导致权力变质，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其危害可见一斑。因此，“性贿赂”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如果仅靠道德来调整保护显然是不够的。

3.惩治“性贿赂”犯罪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面对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只有在运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遏制时，才能运用刑法的方法，亦即通过刑事立法制止这种危害行为。因此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刑法机制的运作要同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罚的不可避免性。“性贿赂”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道德的调整已不足以抑制其危害的发展，故必须用刑律来加以约束。

（三）增设“性贿赂”罪的立法依据

　　根据2005年我国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5条的规定，凡是直接或间接给予公职人员不正当好处，以影响该公职人员作为或不作为的都规定为犯罪行为，而公职人员直接或间接索取或收受不正当好处的，以作为其执行或不执行公务的条件的，也被认为是犯罪。这其实已经把非物质利益纳入了贿赂犯罪的范围。作为一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的国际公约，自然成为我国的法律渊源，对我国公民都具有约束力。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了打击色情腐败，禁止官员婚外情、婚外恋；公安部消防局为了加强廉政建设，发布 “四个严禁”，在行政规章中首次提到了性贿赂：“严禁在部队工程建设、物资采购和财物分配中收受贿赂，包括提供性服务等非物质性利益”。 2007年颁布的《公务员处分条例》第31条规定：吸食、注射毒品或者组织、支持、参与卖淫、嫖娼、色情淫乱活动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性贿赂”自然属于嫖娼、色情淫乱同类范畴，必须予以党纪政纪处分。
　　我国古代唐律、元律和大清律已将性贿赂纳入法律调整范围。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包括德国、加拿大，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均将“非财产性利益”作为贿赂犯罪的内容。也就是说，“性贿赂”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是一种贿赂。台湾地区刑法规定贿赂是指财物，但构成受贿罪，除收受贿赂外，还包括收受“其他不正当利益”。日本刑法明确规定贿赂包括精神上的利益，如日本明治44年5月15日大审院判决承认“性交”是贿赂，奠定了性贿赂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可见，把性服务拟定成贿赂犯罪的目的物，那么其作为贿赂犯罪的对象、形式，而以立法或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下来就成为了可能。
（四）“性贿赂”行为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
1、客体要件。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和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2、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要性服务，或者公然以要挟的方式强迫他人提供性服务，或者接受他人性服务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3、“性贿赂”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
4、主观方面。必须是由故意构成，只有行为人是出于故意所实施的受贿犯罪行为才构成受贿罪，过失行为不构成本罪。

三、加强立法，依法惩治“性贿赂”犯罪

1、在刑法中把“其他非物质利益”作为贿赂罪行为对象

　　现行刑法侧重于受贿罪的经济性及可计量性。而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和其他国家刑法中规定的贿赂行为对象是基于行为对公务的侵害程度来界定受贿罪的，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由此而论，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刑法关于贿赂罪的行为对象也应将贿赂行为对象规定为“财物和其他非物质性利益”，这也是符合本罪的立法旨意的。“其他非物质性利益”同样可以用作贿赂双方交易的内容，同样会危害公务行为的正当性、公正性和廉洁性。而从社会危害程度上看，用“其他非物质性利益”去交换比用财物去交换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更广泛、危害更大。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往往可以转化为金钱财物。如果对各种以“其他非物质性利益”为行为对象的贿赂犯罪不予刑事制裁，而仅作党纪、政纪处分，一方面不足以有效制止和预防该种贿赂犯罪的发生，另一方面也易导致放纵罪犯、纵容犯罪的不利后果。贿赂罪行为对象的客观变化发展，既给司法机关执法提出了挑战，也给立法机关提出了应从立法上扩展贿赂范围的迫切要求。
　　这样规定之后可以看出，为“他人谋利益”之中的“利益”与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其他非物质性利益中的“财物”、“其他非物质性利益”在外延上相吻合，更能体现法律的统一与连贯，以及法律体系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