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权分离并非国企改革惟一出路


李华振 刘卫华


本文原载全国工商联合总会刊物《中国商人》2003年8期



20多年的国企改革误区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里，中国的国企改革一直沿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方向进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市县、从官方政策到学者研究，都津津乐道于“两权分离”。但20多年的实践却表明：两权分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截至2002年底，国有企业仍没有大面积好转，“脱困”都似乎难以达到，更不用说长久的健康发展。
是什么原因导致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失灵？这个问题十分令人困惑。当初论证“国企应该彻底两权分离”时，曾列举了无数条有力的论据，主要有：（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在19世纪前期就明确论述过现代工业大生产必然导致普遍的两权分离。（2）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由于股份制大公司逐渐成为主流，股东人数太多，将导致所有者无法直接控制企业，经理层将成为实际上的企业控制者，两权必然分离。（3）社会学者从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的趋势中，也认为国企必须进行彻底的两权分离。（4）计划经济的弊病根源，正在于国企的两权合一，所以商品经济（以及后来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对国企进行两权分离之改革。
国企的真正病根在哪里？
科斯定理表明，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经济人”，人们在进行某一项行为之前，会计算自己的效益，计算自己的投入产出。达到某一目标的方法有多个，人们会从中选择对“自己”（而不是对自己所在的组织）最有利的方法。在国有企业里，人们的个人利益及目标常常与组织（即国企）的利益及目标不致、相背离，在这些情况下，国企的利益对于主管官员及经营者而言，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而他们自己的利益则是一种“内部化”因素。科斯定理深刻地揭示出：理性经济人只会积极关心内部化因素，而不会积极关心外部性因素。如此，便不难理解国企的真正病根之所在。
我国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国企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是廓清了政府与国企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理顺主管官员及经营者与政府及国企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政府与国企，二者都是组织机构而非自然人，只不过一个是“大”组织机构、一个是“小”组织机构。社会学表明，组织机构本身是没有生命、没有意志的，它不能象自然人那样去进行思考决策，所以，政府与国企都不能“直接”维护自身的利益。归根结底，还必须由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代理（代表）”政府及国企来进行决策。在“代理”的过程中，主管官员和经营者就会在外部性因素（即政府及国企利益）和内部化因素（即他们自己的利益）之中，关心后者而牺牲前者。
司法部“国有企业问题研究”及“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负责人、我国经济专家刘大洪指出：国企的真正病根在于它没有解决好“自然人”（即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与“组织机构”（即政府和国企）之间的利害关系问题，没有在“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搭建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包括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没有使二者的外部性与内部化相趋同。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在这个大的组织机构（即政府）与那个小的组织机构（即国企）之间进行，而没有深入到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之深层。这正是20多年的国企改革误区之所在。
桔生淮南淮北：两权分离的中西比较
两权分离在西方也普遍存在，尤其是上市公司中更是典型。西方的两权分离为何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我国学者型企业家、永诚实业集团董事长刘孟奇指出：根本原因在于西方企业的最终所有者并不是组织机构，而是确定的自然人，这些自然人不存在“外部性风险”，他们所拥有的是一种“内部化产权”，他们可以对自己的产权作出决策；即使通过代理人或代理机构来行使自己的产权，他们也能有效地监督代理者，从而较好地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因此，西方的两权分离只会在一个环节上产生“代理风险”，即经营者代理风险。这个环节的风险相对来说容易控制一些，可以通过更换新的、胜任的经营者来解决。
而中国国企的所有者是国家（政府），如前所析，政府本身并不是自然人，它无法直接行使所有权，必须通过主管官员的代理来进行。这样，国企就存在两个环节的“代理风险”，即主管官员代理风险、经营者代理风险。
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西方的两权分离只在一个环节（经营者代理）上产生风险，经营者环节出了问题，只不过是下游，可以通过迅速更换经营者来解决。而中国国企除了经营者环节之外，还会在所有者环节（通过主管官员的代理）产生风险，这个环节是上游，是根源，一旦出了问题，它会导致整个链条的崩溃。
西方兴起“两权合一”浪潮
实际上，两权分离并不是完美的、唯一的选择。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就发现：在两权分离的企业中，经营者是在“使用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钱财，也就不可能盼望他们会有像私人公司那样的警觉性去管理企业”。但这种“异样的声音”被淹没在近现代飞速发展的大工业浪潮里，因为公司规模的庞大导致了普遍的两权分离。
但后来，西方实行两权分离的公司屡屡发生经营者腐败、经理层侵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大股东操纵公司损害中小股东、甚至跨国公司被内部人搞垮等等恶性事件。西方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认真分析，于是产生了今天广为人知的科斯定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及理论分析之下，西方兴起了“中小企业将成为21世纪主流企业”的浪潮，许多大公司也因此而化大为小、化整为散，集团式大企业也不再是传统的“总分公司制”，纷纷改成“母子公司制”。（总分公司制中，分公司不是独立法人；而母子公司制中，各个子公司都是独立的中小型企业法人。）
这种做法可以避免两权分离带来的种种弊端。中小企业由于规模相对较小，所有者就能够直接有效地监控企业经营，防范经营者风险。大多数中小企业里，两权是合一的，所有者同时也是高层经营者。（注意：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并不是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合一；从法律的技术层面上讲，法人财产权是必须独立的、不得受所有者非法操纵。法人财产权不等于经营权。）
西方的“两权合一”浪潮，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事实：两权分离并不是解决中国国企深层症结的灵丹妙药，中国20多年的国企改革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深层本质。
国企新出路：虚拟私有化改革
为了使中国具备“淮南”的气候及土壤，以便于“桔树”在中国真正结出“桔”而非“枳”，一些人主张中国国企迅速、彻底、全面进行私有化产权运动。但是，中国国情又要求私有化产权运动必须慎行、缓行。在这种两难处境下，“虚拟私有化”倒不失为一种新出路。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传统的公有化之所以缺乏活力，是因为它否认、排斥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合理私权，薪酬僵死，国企经营者不能通过合法的正常途径来主张、获取相关私权，于是就产生了两种后果：一种是营私舞弊，“积极地搞垮国企”；另一种是虽然不侵吞国资，但丧失经营热情，碌碌无为，“消极地拖垮国企”。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国企不具有私企的“经营欲望和活力”。
西方的私有化是一种“实在的私有化”，是彻底的私有化。它虽然能有效地解决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问题，能孵生出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但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规则，它不适于目前的中国国情。西方的实在私有化，其精髓之处并不在于私有，而在于它能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态，使企业向“好的方向”发展，最终，也就使整个国民经济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坠落。所以，只要能找到一个（些）胜任的“确定的人”来经营企业、监督企业，就能使企业充满活力。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允许并鼓励优秀的国企经营者拥有企业股份，使他们也成为国企的股东。根据科斯定理，一旦外部性实现了内部化，就能激励他们关心国企的经营状况，最终，他们获得了丰厚私利，国企也得到了良好发展，国有资产也实现了保值、增值。
与“实在私有化”相应，“虚拟私有化”在本质上并不是私有化，仍是公有化（或国有化），形象点说，它是“披着私有化外衣的公有化”。这种做法中，私人股份是从国有股份中派生出来的，整个企业的股份结构中既有国有股、也有私有股，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它并不是西方式的彻底实在私有化，但同样能实现其精髓（即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况），因而，可以称之为虚拟私有化。
除了对“经营者代理环节”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之外，还必须对国企“所有者代理环节”进行同样的改革。方法是：改革旧有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不再搞分散式管理，而是由专门的统一的部门来管理，该部门实行委员会制，每个官员（委员）都分别负责一个或几个国企，并拥有其所负责的国企的一定股份，这样，把主管官员的外部性也内部化了，他们也象经营者一样成了国企的私人股东，为了自身的股权利益，他们会比较尽职尽责、减少腐败行为。同时，通过专项立法来规定这些官员一旦渎职、失察所应负的法律责任，从民事责任到行政责任、直至刑事责任。
这样，在两个环节上都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就可以有效治理国企的“所有者缺位”和“经营者缺位”，通过重奖重罚来促使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以“维护自己利益”的心态来关心国企绩效。最终，虚拟私有者和国家所有者实现双赢共利。这种措施从表面上看，是使一部分国有资产“流失”到了私人手中，但只要能有效解决国企的顽疾，这点代价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用一个苹果大的虚拟私有化代价去赢得一个西瓜大的国企优绩，这根本不是国资流失，而是增值。相反，如果因为舍不得一个苹果而失去一个西瓜，那才是真正地对国资不负责任。







作者简介：
李华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生部，财经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业人物”之一，在国家级经济类杂志上发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转载，见于北京社科院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季刊）、《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新华社《经济世界》、《中国经贸》、《中国商界》、《政策与管理》、《经济导刊》、《财经报道》、《企业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战略企划中心总经理，被多家杂志以“封面人物”进行报道。现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上，在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课题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专项研究”等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
作者联系方式：lhzlwh@yahoo.com.cn 或 lhzlwh@21cn.com.cn


上海市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市建委关于印发《上海市建设工程材料使用监督管理规定》的通知



沪建研[2004]415号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对本市建设工程材料使用的监督管理，规范建设工程材料使用行为，强化建材使用相关各方主体质量责任，建立建材市场诚信体系，确保本市建设工程安全和质量，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和城市安全，依据国家和本市有关法律法规，制定《上海市建设工程材料使用监督管理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上海市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二００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上海市建设工程材料使用监督管理规定 　

　　为进一步加强对本市建设工程材料使用的监督管理，规范建设工程材料使用行为，强化建材使用相关各方主体责任，建立建材市场诚信体系，确保本市建设工程安全和质量，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和城市安全，依据国家和本市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上海市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建委）是本市建设工程材料使用监督管理的行政管理部门，上海市建材业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建材办）负责本市建设工程材料使用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区（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在职权范围内，负责本辖区内建设工程材料使用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条本市对用于建设工程的钢材、水泥、黄砂、石子、商品混凝土、预制混凝土构件、墙体材料和管道、门窗、防水材料等结构性功能性材料，实行备案管理。

　　（一）凡实行备案管理的建设工程材料，其供应商应当按本规定办理备案手续。未按规定办理备案手续的，不得用于本市建设工程。

　　本规定所称的建设工程材料供应商（以下简称建材供应商），是指建设工程材料的生产单位或者销售总代理单位。

　　（二）建设工程材料备案实行市区两级管理。

　　市建委委托市建材质量监督站，具体承办国外境外、外省市和本市尚未建立建材质监机构地区建材供应商的备案管理。

　　区（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委托辖区内的建材质监机构，具体承办本辖区内建材供应商的备案管理，并在业务上接受市建材质量监督站的指导。

　　（三）办理本市建设工程材料备案（以下简称建材备案）手续的建材供应商，在承诺相应的告知要求后，向市建委提供下列资料:

　　1、工商营业执照；

　　2、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产品型式检验合格证明；

　　3、产品质量保证书；

　　4、没有国家标准的，提供相应的企业产品标准。

　　（四）建材备案承办机构应当自受理本规定要求的全部资料后，当场办理建材备案手续。办理建材备案手续不收取费用。

　　（五）市建委或者区（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将已办理备案手续的建设工程材料名称、单位名称向社会公布，并每年定期集中公布一批已办理备案手续的建设工程材料名称和单位名称。

　　第三条建材供应商对用于本市建设工程的材料，每年应当提供两次有本市资质检测单位出具的型式检验合格证明；向买受人提供生产许可证、建材备案件及产品质量保证书和使用说明书。

　　建设单位应当督促建设工程材料的使用单位，选用已经建材备案的、并达到工程项目设计文件和合同要求的建设工程材料；应当依法对工程项目所需的重要材料进行招标采购；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对自行采赐的建设工程材料质量负责，并保证符合设计文件和合同要求。

　　设计单位应当在设计文件中注明选用的建设工程材料的规格、型号、性能等技术指标，其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工程项目的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建立建设工程材料进场验证制度，严格核验相关的《生产许可证》、建材备案件、符合有关规定的产品质量保证书、有效期内的产品检测报告等供现场备查的证明文件和资料，做好建设工程材料使用的综合台帐；应当按规定对进场的建设工程材料严格复试把关，对涉及结构安全的钢材、水泥、商品混凝土等重要建设工程材料，必须经监理工程师签字并由项目经理签准后方能使用。

　　监理单位应当将建设工程材料质量和使用情况纳入监理范围，应当监督、检查施工单位对建设工程材料的质量检测，并做好建设工程材料监理台帐。

　　建材检测单位应当依据相关的产品标准，客观、公正地开展检测工作，并对出具的检验报告负责。

　　第四条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建材使用长效管理机制，加强建设工程材料供应、使用、监理、质量检测等环节的监督管理，加强施工现场的检查抽查，联合有关管理部门规范整顿建材市场秩序，严肃查处建设工程材料的制假、用劣等不法行为。

　　（一）完善质量信息预警机制，建立健全质量信息网络，建立使用前复试不合格建材速报速处制度。对经检测确认为不合格的建设工程材料信息，建材检测单位应当在24小时内向市或者区（县）建材质监机构报告。市或者区（县）建材质监机构应当组织力量进行施工现场的核实、取证和处理，对不合格建设工程材料实施清场跟踪和信息发布，并将相关责任单位的行为记入质量诚信手册。

　　（二）加强建材检测管理。市建委委托市建设工程检测行业协会，依据国家和本市对检测单位检测能力和行为的要求，组织专家定期开展检测单位能力和行为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

　　检测单位能力和行为评估结果报上海市建材质量监督站备案，作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的重要依据。

　　探索发展质量事务所，发挥质量事务所在建筑建材安全质量中的作用。

　　（三）发挥建材交易机构作用。按照有关规定建材供应商凭建材备案件或者IC卡到本市建材交易中心办理材料进场相关手续。建材交易机构应当督促建材供应商履行合同中明确的质量要求，及时反映进场材料的流向，并发布材料不合格信息。

　　（四）建立质量诚信制度。设立电子和书面的两种质量诚信手册，记录建材供应、使用、监理和检测单位的质量行为。定期公布诚信手册记载内容，并向社会公布不良企业名单。

　　建筑建材业管理部门在相关的企业资质管理、招投标资格审查以及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等管理中，将上述各方质量诚信行为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

　　第五条加强各建材行业协会建设，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将政府部门部分行业管理职能转交行业协会承担.支持行业协会制建定完善行规行约，加强行业自律建设。建设工程检测协会应当逐步推行当然会员制，加强规范会员单位从业行为。建立健全政府管理部门和行业协会联系沟通机制，共同促进和规范行业的发展。

　　第六条建材供应商供应的建设工程材料，经施工现场质量监督抽查发现质量不合格的，由市建委或者区（县）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或者连续两次质量抽查不合格的，或者因产品质量引发工程质量事故的，清出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不得在本市建设工程中使用。

　　第七条建设单位、建设工程总承包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建材检测单位，在建设工程材料使用相关的行为中违法的，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上海市建设工程材料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

　　第八条本规定于二OO四年七月一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