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努比”风波的法律思考

刘清岩


摘要：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在广州发生的“‘史努比’大闹广州，工商部门调查麦当劳”的事件中，麦当劳公司就遇到了一些麻烦。人们对经营的合法性产生了不同认识，是限制经营者的经营还是鼓励经营者另谋生路、采取新型的竞争手段参与竞争？市场经济是保护经营者的利益还是维护传统的观念意识？本文从法律角度分析了这起事件，并提出应当怎样对待一个成功的企业，如何用理性的目光去认识一件事情。

关键词：超范围经营；搭售；不正当竞争


“吃麦当劳花10元钱就可以得到一只史努比小狗的卡通玩具”，这几天麦当劳的史努比小狗确实叫广州市热闹了一番，抢购高潮引发了消费者与有关部门的密切关注，人们开始从法律角度思考这种促销是否符合中国法律。有人认为，麦当劳卖玩具属于超范围经营，麦当劳在卖玩具的同时要求消费者购买汉堡包属于“搭售”，麦当劳不公开史努比的销售数量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还有人认为，麦当劳的促销影响了学生们的考试属于不合时机。各种观点鱼目混珠，很多带有个人感情。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领域里发生的一切现象都应该用理性的眼光加以看待，不能因为一个地方发生了风波才引起异议与争论。建立统一的大市场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执法环境。本文仅从法律角度对这次风波做一些分析。
首先，麦当劳是否属于超范围经营。这个问题应该很好回答，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决定了它应该在何种范围内经营。我们从新闻中了解到“麦当劳的经营范围是麦当劳食品和相关产品”，这里有个如何认识“相关产品”的问题，法律上没有对“相关产品”做出解释，因此要从习惯、道德、实际情况分析这个概念。我认为，玩具既非违禁产品，也非专营产品，而且与汉堡包的主要消费群体青少年有密切关系，那么玩具可以属于“相关产品”。尤其在今天，市场准入机制并不再对经营者的经营范围做过多限制，经营范围除与注册资金对应的行业有一定联系外，仅是经营者对外的一种文字明示，经营范围的变更可以根据经营者的需要通过履行法律程序随时调整。即便“相关产品”难以判断或者判断为不包含玩具，经营者也不应该承担判断不当的责任，主管部门在登记时不加以明确就草草批准是否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呢？有人认为，如果玩具与食品被列为相关产品，那么药店卖棺材或者骨灰盒算不算相关产品？我想棺材、骨灰盒之于药店，与玩具之于食品不可同日而语，棺材、骨灰盒不可能遍地开花，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的消费市场。
其次，麦当劳不公开史努比的销售数量是否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我认为，消费者的知情权不能做无限制的解释，应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加以理解，知情应该是有范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这里没有规定“商品数量”，我们从立法原则上看“知情”也不应包括商品数量。商品的销售数量正如广州麦当劳工作人员所言属于商业秘密，属于其经营信息，经营者有权不予公开。麦当劳的抢购诸如销售紧俏商品一样，谁先来谁先买，买不到也没有办法，经营者只要不是以极少量的商品作为诱饵诱使消费者前来消费，就属于合理。退一步讲，经营者的商品进货量也不可能与现实相一致，就象上海、北京未发生抢购一样，实际销售情况总是与预测有出入。无法想象：经营者在卖得越多赚得越多的情况下，还会有商品不卖。
再次，买史努比需购买汉堡包是否属于搭售？这是此次风波争论最多的一个方面，也是法律需要认真分析的一个方面。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均规定了搭售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有权自主决定买什么，不买什么。有人认为，消费者购买史努比时必须要买汉堡包，这剥夺了其选择权，属于搭售。我认为，如果麦当劳是一家经营玩具的商家，它在出售玩具的同时要求消费者必须购买汉堡包还可以勉强与搭售挂上钩，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商品极其短缺的年代，而且还只能是搭售劣质或者滞销产品。如今已是买方市场，卖食品和卖玩具还必须要进行搭售不可想象。现时的搭售，只会发生在某些垄断行业或者特殊行业，比如实施他人专利必须要采用专利权人提供的零配件，安装管道煤气必须购买煤气公司的燃气灶，不接受附加条件就不得购买上述服务。这起风波的实际情况是麦当劳在从事促销活动，它通过以低廉的价格出售青少年喜爱的商品招揽顾客，完全是正常的商业活动，就象电脑的经营者以低廉的价格向电脑购买者出售打印机一样，是在以优惠措施增加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如果借此推导出购买打印机必须要先购买电脑，而从此以搭售名义予以禁止，那么市场经营模式就只能是铁板一块了。如果因为优惠就侵犯竞争对手的利益，那么还有什么合法形式去鼓励竞争呢？麦当劳没有强买强卖，没有限制消费者的选择权，买史努比虽然要消费汉堡包，但史努比并非绝版，否则也不会十元钱一个。消费者完全可以到其他经营者那里去购买史努比。在中国没有，在美国有；在广州没有，在深圳、上海、北京有；目前没有，今后会有；优惠的没有，普通价格的有。因买不到玩具或者卖不出快餐就说人家违法，就说“葡萄是酸的”岂不自欺欺人。
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看，也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法第12条规定，“经营者销售商品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该立法宗旨是防止经营者的搭售行为产生排斥消费者向其他经营者购买与搭卖品同类的商品的可能，防止出现不公平竞争。但“搭售”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反不正当竞争法〉释义》中指出：“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称搭售以及附加其他不合理条件，指的是经营者利用其在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在销售某种产品时强迫交易相对人购买其不需要、不愿购买的商品，或者接受其他不合理的条件。这种行为违反了公平销售的原则，妨碍了市场的竞争自由，也影响了交易相对人自由选购商品的经营活动，还会导致使竞争对手的交易机会相对减少的后果，因而具有明显的反竞争性质。”可见，不合理的搭售之关键在于：经营者的搭售行为利用了其经济技术优势。如果没有这种优势或者没有利用这种优势，首先搭售不可能发生，没有优势的搭售其不会达到目的；其次即使发生搭售也不构成不合理搭售，也就是说属于合法行为，比如卖电脑时优惠出售打印机。由此我们可以分析出：麦当劳的搭售既没有利用其经济优势，也没有利用其技术优势，麦当劳是否具有这两种优势都很难说。消费者消费史努比并不是必需的，就象我们看到的在上海与北京根本没有发生抢购高潮一样，消费者没有史努比照样正常工作学习生活。而不合理搭售首先会使人们敬而远之，其次才是为了需求不得不接受不合理的条件。所以，无论汉堡包与史努比谁搭售谁，麦当劳均没有利用任何优势强迫销售者购买，如果说有什么优势，那也只能说有商业上的竞争优势。为什么其他经营者做不到，是这样做不合法吗？恐怕不是，为什么人们争先恐后地去购买史努比？因为经营者抓住了消费者的心理。
最后，麦当劳的促销活动是否要选择特定时间？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保护经营者的自主选择，就象保护消费者的选择一样。只要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禁止经营者如何经营，经营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从事经营。是否抓住商机关系到经营者的成败，经营者只能根据商机自己进行抉择。经营者的经营不是慈善事业、公益事业，它追求的首先是利润，然后才是所谓的社会效益。退一步讲，即便此次促销活动影响了学生的考试，也只能追究学生家长即监护人的责任，何况这次活动是针对全体消费者的，并没有特别针对中小学生。
史努比风波从某种角度说明了另外一些问题，那就是人们怎样看待一个成功的企业，怎样用理性的目光去分析一件事情，执法机关怎样不为舆论所左右去保护经营者的合法选择，至少不去干预。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异想天开、鼓励人们通过智慧去占领市场，如果此次风波使得某些人迅速行动起来，抓住市场先机，通过研究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再创奇迹，那么这次风波的现实意义才真正被展示出来。



作者简介：
刘清岩，男，1968年出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
天津大学工学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现任北京恒基伟业电子产品有限公司法律顾问，对如何运用法律服务于市场主体有一定研究。
电子邮件：liuqy12@sina.com






漏罪与新罪、再犯与累犯

── 对一起多次盗窃案的评析

〔案情〕：被告人贺某1999年2至6月期间伙同他人两次盗窃失主的摩托车，共计价值为9140元，由于当时公安机关破案时，贺某漏网，故一直批捕在逃。2001年3月贺某因实施另一起盗窃被异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刑满释放后，于同年12月纠集李某又盗窃一辆价值3200元的摩托车后，在邻县被追寻的失主找到，贺某弃车而逃，同伙李某被扭送公安机关。2003年4月贺某被抓捕归案。
〔处理意见〕：??被告人贺某四次盗窃，只有第三次盗窃已经刑事处理。对其第一、二次和最后一次应该如何处理，形成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应将一、二、四次盗窃数额累计后并适用累犯条款以盗窃罪定罪量刑。第二种意见认为，对被告人贺某应分别定罪量刑，且第四次盗窃符合累犯条件，对这一次应从重处罚，然后实行数罪并罚。笔者认为两种意见的思路、提法均有不妥。
〔评析〕：1、行为人数次实施盗窃犯罪行为，且每次盗窃均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定罪处罚时，不管属连续犯罪还是同种数罪，司法实务中历来按一罪处理，犯罪数额累计后 以总额量刑。对盗窃来说，有关司法解释已有明确规定。但本案特殊之处在于四次盗窃中其中第三次盗窃已被司法机关处理过，且已服刑完毕，而贺某的最后一次(第四次)盗窃前不久，其刚刚刑满释放，根据刑法第六十五条关于累犯的规定，贺某第三次盗窃被判有期徒刑，其主刑执行完毕后仅六个月又实施故意犯罪的，只要该故意犯罪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就是累犯，应从重处罚。虽然刑法第65条中“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从字面上看与刑法72条以及该65条中关于前罪的量刑指的是宣告刑的描述相比较，多了“应当”两字，似乎可以理解为法定刑，即只要所犯之罪的法定刑中包含有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就符合第65条关于后罪的条件。但这样理解，势必会扩大打击面，会把未遂犯、中止犯、预备犯甚至胁从犯纳入适用累犯的范围，从而不适当地加重了对被告人的刑罚。因此，刑法第65条“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指的应是宣告刑。贺某最后一次盗窃既遂，数额较大，又系主犯，且无从轻、减轻情节，依法至少应当判处几个月的有期徒刑，而前罪与后罪均为故意犯罪，间隔时间未超过五年，故仅就贺某的第四次盗窃来说符合累犯的构成要件，对这一起应按累犯处理。对第一、二次盗窃来说，相对于第三次是漏罪，对第四次盗窃来说，相对于第三次是累犯也是再犯，而并不是判决宣告后，刑罚执行完毕前“新犯的罪”。第一、二、四次盗窃应为同种数罪。
2、被告人贺某先后几次实施盗窃。虽然均出于同一犯罪故 意而连续实施数个独立的同一性质的犯罪行为，触犯了同一罪名，但并非在一个总的犯罪意图下作案，而是临时起意，实施盗窃。其行为构成同种数罪，不属连续犯罪。对连续盗窃犯罪，司法解释规定不管每次行为是否达到数额较大，只要发生在最后一次盗窃构成犯罪前一年内，均应同每次盗窃单独构成犯罪一样，累计后套用有关数额标准来定罪量刑。而对于同种数罪的处罚，一般以一罪从重处罚，不适用并罚原则。但如将贺某第一、二次盗窃数额与第四次累计后处罚，势必因达到数额巨大的起点10000元而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档内量刑，再加上第四次盗窃构成累犯的情节，如再在该法定刑档内从重处罚，势必加重了对被告人的刑罚，这样实际上就对被告人的同一事实和同一情节进行了重复评价，有违“一事不再罚”之嫌。况且也不便于量刑时实际操作，累犯情节只在最后一起盗窃3200元的财物中存在，应当说无溯及力，而第一、二起盗窃不存在累犯情节。再者，盗窃数额累计后本身已上升于较高一档法定刑幅度内量刑，已经从重处罚，如再从重，只能在这一档内从重。而在不同的刑档内从重，差别是很大的。
3、数罪并罚亦无法律依据。数罪并罚是指刑为人触犯不同的罪名后，分别定罪量刑，合并执行的刑罚方式。除第69条规定的典型意义的数罪并罚处，还包括刑法第70条、71条、77条和85条规定的在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或缓刑、假释考验期内新发现的罪和新犯的罪，与正在执行的判决依照第69 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这是数罪并罚的另一种法定情形。贺某四次犯罪均为盗窃，其只触犯盗窃一个罪名，不存在数罪并罚的前提条件。且第三次盗窃被判处的刑罚已执行完毕，而第一、二次盗窃和最后一次盗窃亦不在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这一特定时间段内，故不存在“新发现的罪”和“新犯的罪”，不能实行数罪并罚。
4、笔者曾认为，对本案被告人贺某的第一、二、四次盗窃可先分段进行量刑，即将第一、二次盗窃和第四次盗窃先分别量刑后，然后再把两次判决决定的刑罚，依照刑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最终执行的刑罚。因为：
第一、如把第一、二、四次盗窃合并处理，因其均为盗窃，势必要以“估堆”的办法量刑，这样容易产生各种量刑上的偏差，该从轻的没有轻判，该从重的没有重判。而分别量刑可以使整个裁判过程更加公正，透明，过滤一些不当的量刑因素，从而做出较为科学的判决，符合量刑的任务要求。
第二、对本案这种情况，虽然刑法无明文规定如何处理，但从其他一些条文中亦可反映出遇到类似本案这种情况应如何适用法律进行量刑的原则。刑法第69条对数罪并罚的规定，针对的是不同罪名的数罪，即一人犯数罪如何进行并罚，显然与本案不符。而刑法第70条和71条以及第77条、第86条规定的数罪并罚，虽然只针对特定时间段内“新发现的罪”和“新犯的罪”作出判决后，如何依照刑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最终执行的 刑罚，与本案亦不相同，但这种情形下的数罪并罚并未限制“新发现的罪”和“新犯的罪”必须与正在执行的刑罚是同一种类的罪，实际上是指一切可能会犯的罪名，当然包括同一种罪名的犯罪。这里至少可以说明，特定条件下对先后几次均为同一种犯罪的行为，可以分别量刑判处刑罚，之后再决定最终执行的总的刑罚。再看刑法第77条关于在缓刑考验期内这一特定期间内新犯的罪或新发现的罪(当然也包括相同罪名的犯罪)，单独作出判决后，连同原先的判决，依照本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刑法在这里未明确为数罪并罚，与第86条关于假释考验期内类似情况的规定稍有不同，后者明确规定为依照本法第71、70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故刑法第77条中的“依照本法第69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应该仅仅是指在决定最终执行的刑罚这一个量刑环节时，按照69条数罪并罚在决定最后的总刑罚时的计算原则来决定被告人最终要执行的刑罚，并不拘泥于是否属于数罪并罚之性质。因为刑法第69条已经明确限定为“一人犯数罪”，而77条中的“新犯的罪”或“新发现的罪”或许还就是同一个罪名，即“一人数次犯同种类罪”。如非要以“数罪”为前提，难道遇到缓刑考验期内又犯同样罪名的新罪的情况，便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时因缺乏法律依据而无从下手，放纵犯罪吗?不能。可见，对同一被告人数次实施同一种犯罪，特定情形下分别做出量刑后，借用合并处罚中的刑期计算方法一并决定最终要执行的刑罚，是可行的,符合法理和刑法量刑的原则，也便于被告人服刑时执行机关的??实际操作。
5、如前所述，理论上对本案被告人三次盗窃可以分别作出判决后，再依照刑法第69条关于数罪并罚中合并 处罚的计算方法，决定对被告人最后要执行的刑罚。但在司法实践中，还有操作的障碍，即如何制作裁判文书如何引用实体法条文的问题。由于是同种类的数罪，不能引用刑法第69条。还由于不是特定时间段内而是刑罚执行完毕之后“新发现的漏罪”和“新犯的罪”，亦不能引用刑法第70条、71条、77条、86条。在法律暂无明文规定，以及新的司法解释作出前，应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出发处理本案。即，将贺某第一、二次以及第四次盗窃以同种数罪作一罪处理，该三起盗窃的数额累计后量刑。最后一起盗窃虽构成累犯，但可不再作为量刑的情节予以考虑。因为，将贺某第四次的盗窃数额3200元与第一、二次的9140元一经累加，便达到数额巨大的标准，依法便应从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内量刑，客观上已经体现了刑法对多次犯罪，屡教不改者从重处罚的精神，无需再机械地适用累犯条款，且很难操作。但如贺某构成累犯的第四次盗窃数额与前几次累计后，总额仍在同一法定刑档标准内，即仍在数额较大范围内，此时则应考虑累犯情节，可以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这一刑档内从重处罚。这样解决问题，符合刑事立法的基本精神，也比较切实可行。  行文至此，又查阅到相关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1985]法(研)发18号《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答复(三)》中指出，“如果漏罪与刑满释放后又犯的新罪属于同一种罪，可以判处一罪从重处罚，不必实行数罪并罚。”该条解释，既不与现行法律抵触，亦未被新的司法解释取代，应仍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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