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人民政府


湖北省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实施细则
湖北省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妥善处理劳动争议，保护国营企业行政（以下简称企业行政）和职工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和社会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建设，根据国务院《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企业行政与职工之间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
（一）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
（二）因开除、除名、辞退违纪职工发生的争议。
第三条 处理劳动争议，应当以事实为依据，注重教育和调解，依法仲裁，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劳动争议当事人，应当互相尊重对方的合法权益，自觉维护生产经营秩序、社会秩序以及劳动争议调解和仲裁机构的正常工作秩序。

第二章 调解和仲裁机构
第四条 企业应当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或调解小组（以下统称调解委员会），负责调解本企业行政与职工之间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宣传劳动法规和政策，参与劳动争议预防工作。职工不足二十五人的企业，一般不设调解委员会，上述工作由其上一级主管单位的调解委员会
负责。
第五条 调解委员会根据需要，可以配备兼职调解工作人员；大中型企业的调解委员会，可酌情配备专职调解工作人员。上述工作人员的数额由企业工会委员会与厂长协商确定。
第六条 调解委员会成员及调解工作人员，必须坚持原则，公道正派，有较强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有一定的法律知识。
第七条 调解委员会在企业职工代表大会领导下工作，接受当地总工会的业务指导。
第八条 地、市、州、县（含县级市、省辖市的区，下同）设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负责处理管辖范围内的劳动争议；对本地区企业的调解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指导。
第九条 仲裁委员会由三人或九人兼职组成。仲裁委员会由三人组成的，设主任一人，不设副主任；由九人组成的，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至二人。仲裁委员会主任由同级劳动行政部门负责人担任。
仲裁委员会成员，由同级人民政府（行署）批准，报上一级劳动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条 劳动行政部门的劳动争议处理机构，同时是本级仲裁委员会的办公室，负责办理劳动争议处理的日常工作。
第十一条 劳动争议的仲裁，一般由企业所在市、县仲裁委员会负责；驻地区行署、州人民政府所在县的中央、部队、省属企业和地、州属企业发生的劳动争议，由地、州仲裁委员会负责处理。
省辖市的区设立了仲裁委员会的，市、区仲裁委员会的管辖分工由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十二条 省暂不设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由省劳动行政部门负责对全省劳动争议处理工作的指导，日常工作由所属劳动争议处理机构办理。
省劳动行政部门应加强与省总工会、省有关企业主管部门的联系，听取他们对劳动争议处理工作的意见。
第十三条 仲裁委员会成员和仲裁工作人员处理劳动争议时，按规定应当回避的，必须申请回避，并说明理由。劳动争议当事人要求仲裁委员会成员和仲裁工作人员回避的，也必须申请，并说明理由。上述申请应在仲裁程序开始时提出；回避事由得知或者发生在仲裁程序开始以后的，
可在仲裁程序终结以前提出。
仲裁工作人员的回避，由仲裁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决定；仲裁委员会委员和办公室主任的回避，由仲裁委员会主任决定；仲裁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的回避，由仲裁委员会讨论决定。对无正当理由的回避申请，可予驳回。

第三章 处理劳动争议的程序
第十四条 当事人可书面或口头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属口头申请的，调解委员会应当作好记录，并由申请人签名。
集体劳动争议申请调解，职工当事人代表应向调解委员会提交所有申请调解的职工当事人署名的全权委托书。
第十五条 调解委员会对受理的劳动争议，应当查明事实，推动双方协商解决，或者召开有双方当事人参加的调解会议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记录在案，形成调解协议书。双方当事人应当严格执行调解协议。
第十六条 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必须是劳动争议的当事人；
（二）有明确的对方当事人和争议事实，有对仲裁的具体要求及理由；
（三）没有超过申请时效；
（四）属于受理申请的仲裁委员会的管辖范围。
第十七条 当事人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应当提交仲裁申请书及副本两份。其中集体劳动争议申请仲裁，职工当事人代表还应提交所有申请仲裁的职工当事人署名的全权委托书。仲裁申请书应当写明：
（一）申请人和对方当事人的姓名、工作单位、职务、住址；
（二）争议的事实，申请的理由和要求；
（三）证据（包括处分决定书、辞退证明书、劳动合同等）和证人的姓名、工作单位；
（四）经调解未达成协议的，写明调解不成的原因。
第十八条 仲裁委员会收到仲裁申请书后，经审查符合本实施细则第十六条规定的，应当在七日内作出受理决定，确定处理争议的仲裁委员会成员和仲裁工作人员，并将受理通知书和上述人员名单通知申请人；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仲裁委员会对受理的仲裁申请，应当自作出受理决定之日起五日内，将申请书副本和裁仲人员名单送达争议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收到申请书副本后，应当在十日内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未按时提交或者不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仲裁处理。
第十九条 当事人因故不能参加仲裁活动，经仲裁委员会同意，可以委托一至二名代理人参加，并向仲裁委员会提交当事人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写明委托事项和权限。
第二十条 仲裁人员必须认真审阅仲裁申请书、答辩书，收集证据，查明事实。
仲裁人员持仲裁委员会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查阅与争议有关的材料。有关单位有责任提供材料，协助调查，并出具证明。
仲裁委员会根据需要可以委托有关单位协助调查取证和鉴定有关证据。受托单位应当协助办理。
第二十一条 仲裁委员会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制作调解书。
调解书应当写明双方当事人姓名、工作单位、职务、住址，主要争议事实，调解达成的一致意见等。调解书由双方当事人和参加调解的仲裁人员签字，并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后，直接送达当事人。调解书送达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第二十二条 经仲裁委员会调解未达成协议的，或者经调解达成协议但调解书送达前，当事人一方翻悔的，仲裁委员会应及时仲裁。
第二十三条 仲裁委员会应当在仲裁前四日，将仲裁会议地点、时间以书面方式通知到当事人。
经两次通知，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或者未经仲裁委员会允许中途退场，属申请人的，按撤销仲裁申请处理；属对方当事人的，可缺席仲裁。
第二十四条 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时，应当在认真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后，再次进行调解；调解仍不能达成协议的，即行仲裁。
第二十五条 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主任可以确定三名成员（仲裁委员会组成三方代表各一人）计论作出仲裁决定；重大或疑难的劳动争议以及集体劳动争议，应当由仲裁委员会讨论作出仲裁决定。
第二十六条 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决定后，应当制作仲裁决定书。仲裁决定书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署名，并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仲裁决定书应当写明：
（一）双方当事人的姓名、单位、职务、住址；
（二）争议的主要事实和当事人的要求；
（三）仲裁认定的事实，仲裁决定及其理由和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四）仲裁费用的承担；
（五）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时限。
第二十七条 仲裁决定书应当直接送达双方当事人，并由当事人在送达回证上签名或盖章。当事人在送达回证上的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当事人拒绝接收仲裁决定书，送达人应当请有关单位的代表或者其他人员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的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盖章，将仲裁决定书留在当事人单位或住处，即视为送达。
第二十八条 仲裁委员会受理的劳动争议，应当从决定受理之日起六十日内结案；在特殊情况下，经同级人民政府（行署）批准，可以适当延长结案期限。
第二十九条 仲裁委员会处理劳动争议，应当收取仲裁费。仲裁费由申请人预交。
劳动争议经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费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属仲裁结案，由当事人一方承担责任的，仲裁费由该当事人承担；当事人双方承担责任的，根据各方责任大小，由双方按比例承担。

第四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行政与职工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争议的处理，参照本实施细则办理。上述单位根据需要，可以设立调解委员会，调解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
县以上主管部门管理的城镇集体企业，已经执行国务院《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或《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其劳动争议的处理，参照本实施细则办理。
第三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职工，含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招用，并签订劳动合同的国营企业的临时工、季节工、农民轮换工。
第三十二条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调解委员会的工作规则，由省劳动人事厅会商省总工会制定。
第三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应用中的有关问题，由省劳动人事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88年7月1日
论刑讯逼供的存在原因和遏制方法

任留存

[内容摘要]：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折磨被讯问人的肉体或精神，以获取其供述的一种极恶劣的审讯方法。虽然我国法律已明文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相当程度的存在。刑讯逼供不仅是导致冤假错案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刑讯逼供也使得公安司法机关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权威受损。鉴于此，探讨刑讯逼供的存在原因和遏制方法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在此，笔者就刑讯逼供存在的思想、制度、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以及针对这些原因如何遏制刑讯逼供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刑讯逼供、思想、制度、经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折磨被讯问人的肉体或精神，以获取其供述的一种极恶劣的审讯方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61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等法律条文均有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普遍存在。这是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笔者以为，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受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官重民轻、权力本位的思想仍深置与人们的脑海中，左右着人们的道德标准。
　　1．刑讯逼供在中国古来有之。我国是世界上封建社会存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在封建社会里，采用的是纠问式的诉讼结构，规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证据之王，有时甚至还规定没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不能定罪、结案。在一系列的证据已经证明该犯罪嫌疑人有罪时，为获取其供述而实施刑讯逼供是在自然不过的事情了（除非其主动承认）。于是刑讯逼供也就被公然的写进当时的律法。
　　2．封建的权力本位思想的影响。在封建社会，皇帝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国家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维护皇帝的绝对统治地位，因此当时的刑事诉讼的唯一目的就是惩罚犯罪，而对犯罪嫌疑人则没有丝毫的权力可言。我国现在的刑事诉讼体制大多是学习的德国的职权主义，刑事诉讼的目的则是以惩罚犯罪为主，兼顾保障人权。因此在二者的共同影响下，就使得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更加偏向惩罚犯罪。在人权得不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刑讯逼供是不可避免的。
　　3．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在纠问式诉讼中，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是集于法官一身的，且不实行不告不理原则，对刑事诉讼的开始和推进不取决于被害人和被告人任何一方，在此过程中法官才是积极作为的推动者。这种诉讼制度决定了有罪推定的必然性。因为不可能使同一个法官在同一案件的不同阶段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即既支持控诉又在审判时否定其控诉。我国现阶段虽然实行的是控审分离的诉讼制度，但有些司法工作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却抱着“被讯问者就是罪犯”的心理态度，当讯问进行的不顺利时，怀着对犯罪嫌疑人的痛恨和犯罪分子不打不招的心态，便实施了刑讯。
　　二．我国现行的法律体制不完善，部分法律制度欠缺。
　　1．我国刑事诉讼中没有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任何人不能被确定有罪”，但这只能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吸收。况且，我国立法机关的一贯立场是“既反对有罪推定，也不赞成无罪推定”。依他们的观点说，我国对刑事案件的处理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以法律为准绳，罪当其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无罪推定仍不能被大多数的司法工作人员所接受。
　　2．无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最高院在对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中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这仅说明我国对非法采集的言词证据不予采纳，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也是肯定通过非法取证行为所获取的物证、书证的证明效力的，即所谓的毒树之果理论。当然笔者亦不赞成完全否定此间接证据的效力，但应视具体的情节而定，这点将在下面的对策中具体谈到。
　　3．现有的侦查监督体制本身不严密，导致侦查权的滥用，使的犯罪嫌疑人缺乏必要的与国家公权力相对抗的合理的制衡力。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在此侦查监督中，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83条指出，“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发现违法行为，应当即时通知纠正”。由此可以看出人民检察院只有对公安机关侦破的重大案件才派员到场监督的义务，而对于大多数案件的监督只有靠诉讼参与人的指控或人民检察院在审理公安机关呈递的案件材料时发现。然而刑讯逼供正是在这“大多数案件”中出现的，而靠诉讼参与人的指控或人民检察院在审理公安机关呈递的案件材料时发现又是很不现实的。因为这些都属事后监督，对其就存在一个证明问题。我国现行司法实践中依然是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这就存在一个举证难的问题。以上是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案件的讨论，那么对于检察机关负责立案侦查的案件又应由谁来监督呢？我国法律尚未有明确规定。
　　4．刑讯逼供的查证难，惩罚力度轻，有时甚至存在部门保护主义。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刑讯逼供案仍然采用“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即举证责任由主张的“被刑讯人” 承担。被刑讯者在向司法机关控告他们曾遭受到刑讯逼供时，就会被要求提供自己曾遭受刑讯逼供的证据。然而刑讯逼供一般是在被刑讯者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的，除非刑讯行为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显著伤痕、残疾甚至死亡，其他一般情况由于他们对在其身上留下的伤痕等各种证据无法及时固定，以致当他们恢复人身自由后向检察机关控告时，举证已成为一个艰难的过程。其次，对于刑讯逼供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发生的指名问供、诱供、骗供及采取显著轻微逼供方法的，不能认定为构成刑讯逼供罪，再加上有些部门保护主义，这就为刑讯逼供的合法化打开了制度之门。
　　三．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总体水平低，表现在侦查活动中即为设备的陈旧。
　　1．经济落后，司法投入少，设备陈旧，科技含量低。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犯罪也越来越向着智能化、隐蔽化发展。虽然我国也已多次应用高科技手段来破获案件，但总体来说设备的更新速度远远不能适应侦破案件的需要。设备的陈旧一方面降低了破案率，挫伤了侦查人员的办案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加大了侦查人员对口供的依赖性。
　　2．部分侦查人员的素质低也是造成刑讯逼供存在的原因。部分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受到坏人该打，不打不老实；让犯罪嫌疑人皮肉吃点苦，只要不打伤，不打坏，不闹出人命就没关系等一些错误思想的影响，滥用侦查权力。在他们看来“痛苦就是真相的使金石，在不幸者的皮肉中蕴藏着经验真相的尺度”。然而当真相无法从一个平静人的语气、姿态和神色中察觉出来的话，那么，一旦痛苦的痉挛改变了他的面目表情时，真相就更难流露出来了。然而此时那些侦查人员也许会反驳到：“可是从我们办案的经验看，被讯问者也大多就是要找的罪犯，既然错案无法避免，那么应该说在现阶段，刑讯逼供仍然是破案的有效途径。”诚然，我不得不承认刑讯逼供是破案的有效途径，但你有没有想过刑罚的目的是什么？是预防犯罪！即既预防其他人不要犯罪，也预防犯罪人不再犯罪。这种预防是通过刑罚的威慑来实现的。同时这种威慑又是通过不让任何显露的犯罪逍遥法外，而不是去揭露谁犯有湮没无闻的罪行来实现的。当恶果已成为无可挽回的事实之后，只是为了不是他人产生犯罪不受惩罚的幻想，才能由政治社会对之科以刑罚。请注意，一个没有确定有罪还是无罪的人，尽管当时因证据不足而按无罪处理，但一旦有了新的证据足以证明其确实犯罪时，只要还在诉讼时效内，他就仍然会被科处刑罚。
　　刑讯逼供的存在模糊了罪与非罪者的外部差异，有违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造成了犯罪嫌疑人在审判时的翻供，以致调查取证的反复进行，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刑讯逼供的存在，导致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使司法机关的形象、权威受损；刑讯逼供的存在，使无辜者处于比罪犯更坏的境地。
鉴于刑讯逼供的诸多弊端，遏制刑讯逼供已成为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当务之急。笔者以为，针对上述原因，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遏制刑讯逼供。
　　1．彻底抛弃封建的权利本位思想，取代以积极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政思想，努
力提高个人的法律意识。一方面它要求握有侦查权的侦查人员在办案时努力正确把握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坚持疑罪从无，刑疑从轻原则；另一方面，也希望犯罪嫌疑人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量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这包括尽早的聘请律师，平时多留意相关法律法规等。
　　2．加强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
　　首先应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确实保证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应将其与其他一般人以相同的态度对待。与之相适应的是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强迫自证其罪，这一原则已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采纳。我国于1998年10月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国际会议》第14条第3款规定，“受刑事追诉的人不得强迫做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自己有罪。”但同时，我国刑诉法93条又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其98条第1款也规定，“询问证人，应当告知他应当如实地提供证据、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由此可见我国刑诉法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沉默权。建议我国法律在明确确认无罪推定原则的同时，也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
　　其次提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位阶，将其明确在刑诉法中，并明确不同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具体包括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的无条件排除和对非法取得的物证、书证的法律效力的评断。主要评断标准是A.侦查人员在取证中的主观过错程度B. .侦查人员在取证中的主观过错对证据证明效力的影响程度C.非法证据的可弥补力度D.该证据对本案的重要程度和是否具有重复采集的可能。具体的评断标准就需要法官来评判了，即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应严格限制法官依职权主动调取证据，以防止控审关系接近化。
　　赋予律师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时的在场权，是弥补侦查监督体制漏洞最好的方法。美国六十年代的“正当法律程序革命”创立了先例：律师有权亲自来到警察局讯问嫌疑人的现场，如果警察剥夺这一权利，那么，嫌疑人单独作的供述就失去了证明力。法国刑诉法第118条第1款规定，“对被控告人和民事当事人进行询问或对质时，应有其辩护人在场或传唤他们，但被控告人和民事当事人明确表示不要辩护人在场的除外。”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其刑诉法第170条第1款规定，“行为本身及其以后的诉讼程序，不发生法律效力。”日本刑诉法第157条第1款规定，“检察官、被告人或辩护人，可以在询问证人时在场。”同时，在2004年日本的刑诉法修订案中，为进一步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又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其在侦查阶段没有委聘律师的，公安机关应为其指定负有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
　　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活动作必要的限制也是防止侦查权力滥用，遏制刑讯逼供的合理方法。具体措施有明确讯问所应具备的条件、侦押分离、侦讯分离、限时讯问、禁止夜间讯问、对讯问的全程录音、录像等。现仅对较难理解的侦押分离、侦讯分离做一下解释。
　　侦押分离即将羁押犯罪嫌疑人的看守所从公安机关中分离，为不破坏现有的侦、控、审三方格局，可将看守所划归法院管辖。其职责仅为暂时看守犯罪嫌疑人，有保证犯罪嫌疑人不被刑讯逼供的义务，并有维护犯罪嫌疑人其他合法权益的义务。
　　侦讯分离即在不改变现有司法机关结构的前提下将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地点移出公安机关。现在比较可行的是在看守所集中提讯，还可人为设置屏障将讯问主体与犯罪嫌疑人隔离。
　　最后，应将刑讯逼供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关于我国现行的刑讯案的举证方式的弊端已在原因中阐明，在此不再赘述，仅讲一下被控方举证的可行性。严格依法取证是法律对司法工作人员提出的要求，当其被控有违法行为时，其有义务举证，这也有利于司法工作人员在讯问时全程录音和录像的实施。将刑讯逼供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即由被控者提出相应证据证明其未对控告者实施刑讯逼供的行为，如果他们不能提供足以让检察机关或法院信服的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刑讯逼供的行为，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法律后果，即推定其有刑讯逼供的行为。这样才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的产生，有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3．增加司法投入，努力提高侦查人员素质。为更好的解决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间的矛盾，增加司法投入，运用科技的力量来减少对口供的依赖性是唯一可行方法。在科技进步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培养一批批精通科技的侦查人员，使侦查机关在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过程中，在保证实体合法和程序公正的前提下，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书目
1．《刑事诉讼的构造》，作者李心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论犯罪与刑罚》，作者切萨雷．贝卡里亚，黄风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