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 海关总署 公安部 等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缉私罚没收入缴库和缉私缉毒办案支出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1998年12月9日，财政部 海关总署 公安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公安厅（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广东分署，各直属海关：
为了依法严厉打击走私贩毒活动，加强缉私罚没收入缴库和缉私缉毒办案支出管理，根据国务院研究打击走私工作会议的有关精神，财政部、海关总署、公安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强缉私罚没收入缴库和缉私缉毒办案支出管理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经国务院同意，现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关于加强缉私罚没收入缴库和缉私缉毒办案支出管理的若干规定

附件：关于加强缉私罚没收入缴库和缉私缉毒办案支出管理的若干规定
目前，走私贩毒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为了依法严厉打击走私贩毒犯罪活动，进一步规范缉私罚没收入缴库办法，保障缉私缉毒办案业务需要，严格缉私缉毒办案支出管理，现作如下规定：
一、根据联合缉私、统一处理的原则，海关、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执法部门，要加大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走私犯罪活动。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查获的走私货物、物品，一律移交海关，由海关处理。具体移交办法由海关总署、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
二、各级海关应按30％的综合税率，从没收的各类走私货物、物品的变价款和追缴的私货价款中，补征进口关税和进口货物增值税，其中，13％以关税科目入库，17％以进口货物增值税科目入库。
三、补缴税款后的走私货物、物品的变价收入，追缴的私货价款，以及海关、公安和工商行政管理等执法部门处理走私案件对单位和个人处以的罚款、没收的违法所得和非法款项等，全部上缴中央财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和坐支。
四、海关、公安和工商行政管理等执法部门的缉私罚款，按国家规定，实行处罚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的，一律由被处罚人缴至执法单位委托的罚款代收机构。
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的罚款，应当及时上缴单位财务管理部门，不得私存私放；单位财务部门应在收款后2日内（节假日顺延）上缴罚款代收机构。
五、缉私中没收的各种违法所得和非法款项，应当比照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由被处罚人缴至罚款代收机构。被处罚人到代收机构缴款有困难的，可由海关、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执法部门直接收缴，直接收缴的款项，执法部门应于收到款项后2日内（节假日顺延），上缴委托的罚款代收机构。
六、除违禁品，金银、外币、文物等国家专管或专营的不允许流通的物品以及国家指定销售部门销售的物品外，对国家法律、法规允许流通的各类走私货物、物品，在案件结案之日起15日内，由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和各地海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规定，共同委托当地政府指定的拍卖行公开拍卖，不得交由其他商业渠道作价收购；当地没有专设拍卖行的，委托当地政府指定的公物处理单位，按拍卖程序处理。
七、委托拍卖或处理走私货物、物品的变价款，由拍卖机构或货物、物品处理单位缴至海关委托的罚款代收机构，由代收机构上交国库，海关不得收取变价款。
八、补征的税款和缉私罚没收入，按下列规定办理缴库手续：
（一）补征的税款，由代收机构根据海关填开的“海关专用缴款书”，就地缴入中央金库。
（二）缉私罚没收入，由代收机构填写一般缴款书，就地缴入中央金库，具体办法按照《罚款代收代缴管理办法》（财预字〔1998〕201号）规定办理。
九、上交中央财政的缉私罚没收入，8％部分，由中央财政核拨公安部，公安部用于补助毒品走私和贩毒严重的地区开展禁毒工作；其余的部分，50％由中央财政核拨给海关总署，作为各级海关和向海关移交走私案件的公安（含公安边防部队，下同）、工商行政管理等执法部门的缉私办案费；50％由中央财政采用转移支付的办法，返还省级（含计划单列市，下同）财政。
返还省级财政的缉私罚没收入，一部分由省级财政留作调剂资金（最高不超过30％），专门用于调剂各地的缉私经费，其余部分应转拨至案件发案地当地财政，当地财政应主要用于公安、工商行政管理、海关等执法部门的缉私办案经费。
十、缉私办案经费的开支范围包括缉私办案方面的经常性支出和专项支出。经常性支出包括海关、公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自身的缉私办案费，支付案件移交单位和协办单位的办案费、奖金，走私货物的运输、仓储、整理等费用，举报人奖金等；专项支出包括专用技术设备、缉私车船、武器装备的购置，专用码头、缉毒犬基地等方面的建设等。
十一、缉毒办案经费的开支范围包括公安部门自身的缉毒办案、情报调研、干部培训经费和禁毒宣传费，支付缉毒案件协办单位的办案费，举报人奖金以及缉毒装备购置费、县（区）基层戒毒所的装备设施和正常维修费等。
十二、对缉私和缉毒办案以及协助办案有功的单位和人员可以给予一定奖励，奖励经费在缉私和缉毒办案经费中开支。奖励办法由海关总署、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商财政部另行制定。
十三、对财政安排的缉私缉毒经费，各级海关、公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切实加强支出管理，严格支出范围，控制支出规模，不得开支与缉私和缉毒办案工作无关的项目，坚决做到专款专用，严禁挪作他用。
十四、在中央财政增加缉私缉毒办案经费之后，海关、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执法部门应加大打击走私贩毒犯罪的力度，不断提高案件的查获率。
十五、海关处理走私案件的暂扣款，由海关暂时保管，案件结案后应上缴国库的，海关应比照本办法的规定上缴。暂扣的货物、物品，案件结案后依照本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十六、暂扣货物、物品因特殊原因应及时变价处理的，海关可变价处理，但须报财政部驻当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备案，处理货物、物品的变价收入由海关暂时保管，案件结案后应上缴国库的，海关按本办法的规定上缴。
十七、本规定自文件发布之日起执行。


胎儿人身损害赔偿权探讨
——记一起胎儿人身损害赔偿案

广东嘉应学院财经系：丘国中


一、案情简介
原告之一何某已有8个月身孕，一天骑摩托车与第一被告蔡某的所驾摩托车发生碰撞致早产一女婴罗某，且罗某因车祸致缺血缺氧性病需长时间的继续治疗。双方就赔偿问题经交警部门调解未果，原告何某、罗某将蔡某、蔡某某（车主）一并诉致法院，要求第一被告赔偿两原告的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费、护理费、交通费，继续治疗费等共计109200元，第二被告对此承担垫付责任。法院判决支持了两原告要求的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费、护理费、交通费的诉请及确定了第二被告的垫付责任，但以第二原告要求的继续治疗费尚未发生，无法确定为由驳回了其请求。
二、法理分析
本案中有关第一原告的诉请及第二被告的垫付责任不成问题，一审法院在支持了第二原告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费、护理费、交通费的同时驳回其要求继续治疗费的诉请明显冲突，也不是本文的探讨的范围。本文要探讨的是本案反映的一个重要法律问题——胎儿在母体中受到他人的伤害在其出生之后能否索赔，即现有法律框架下胎儿是否享有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及如何行使的问题。
首先，要明确的是，因本案被告的伤害行为发生在婴儿出生之前，而不是在出生之后，所以，本案的实质不是公民人身损害赔偿之诉，而是胎儿的人身损害赔偿问题。应该说，对于未出生的胎儿的人身权益保护问题，在法学理论界基本上没有争议，大家均认为应该给予保护。从学术角度而言，本人也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法学理论”并不是“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原则决定了法官在断案时必须以现行的法律规范，而不能以法理、道德、情理等非法律因素作为断案的依据。
那么，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在胎儿期受到伤害，胎儿出生后是否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并因此而以独立的主体身份要求加害方承担责任呢？笔者认为胎儿并不享有这一权利。
根据一般法律理念，权利的产生必须基于合同的约定或法律的直接规定，权利据此分为约定权利和法定权利。此类案件中的原被告双方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合同关系，因此，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肯定不可能是基于合同而产生。那么，该权利是否属于法定权利呢？答案也是否定的。综观我国现行法律，有关胎儿的权益保护问题，仅在我国继承法第28条中有所体现。该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按法定继承办理。”可见，我国现行立法对胎儿权益的保护仅限于继承方面。根本没有涉及到胎儿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问题。如上所述，法定权利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既然法律没规定胎儿享有健康权这一实体权利，它当然无权行使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这一诉讼权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反观我国《民法通则》第9条的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是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所谓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也就是说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前提。根据该条规定，只有出生后的人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这就意味着只有已出生的人才享有民事权利。胎儿尚未出生，因此它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依法不具有任何民事权利（包括人身权利、财产权利）。胎儿没有民事权利，加害人的行为也就不构成侵权行为，因为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的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没有侵权行为，当然对胎儿就无赔偿责任。
由此可见，在同类型的案件中（包括本案），判决赔偿婴儿的损失，与情与理均无可厚非，但却违法；判决不赔，在情理上说不过去，却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与法”的冲突，是因为我国法律在胎儿保护立法方面滞后及民事权利能力制度不合理所致。要最终解决此类案件中不必要的“情与法”的冲突，有赖于通过广大群众及法学界、司法界的同仁的不断呼吁，促使立法部门尽快修改我国现行法律中的民事权利能力制度，赋予胎儿在特定情况下的民事权利能力。
那么，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有无解决此类案件中“情与法”冲突的权宜之计呢？本人认为，在法律未作出修改之前，仍可以利用我国现行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达到与在法律上赋予胎儿民特定民事权利能力大致相同的法律效果。很显然，胎儿在未出生时是母体的一部分，胎儿的受损在法律上就是对母体健康权的侵犯。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公民的健康权受到侵犯是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所以，在此种情形下，以母亲自己的身份行使精神损害赔偿权在法律上没有任何的障碍。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就是：赔偿的数额并无明确的规定。这就意味着，在现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中，就赔偿数额方面法官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那么，法官在具体承办该类案件时，就可以将婴儿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补偿费、继续治疗费等作为一个综合的参照因素，运用“自由裁量权”确定一个合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给婴儿的母亲，以抵消母亲在婴儿出生后为治疗婴儿而造成的损失。这样，既以变通的方式维护了胎儿的本来应有而没有被现行法律认可的权利（人身损害赔偿权、受抚养权等），又不会造成与现行法律的冲突。
（作者简介：丘国中，男，1974年生，系广东嘉应学院财经系法学教师，广东法强律师事务所律师。）